朱朱｜采访对象
子七｜采访整理
ArtWorld：2007 年，你是怎么去做“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的策展工作的？
朱朱：我有一位诗人朋友海波本来“穷得两个睾丸叮当响”，从广西边疆绕了一圈后忽然变得腰缠千万贯，他在南京成立了一家美术馆，受他怂恿我开始策展。“原点”是我与他合作的第二个展览。坦率地说，我还没有这种心理准备，去应对这么大型的展事。但混乱的中国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座超现实的大舞台。
ArtWorld：在采访过程，谁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为什么？
朱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巴黎拜访马德升，这次拜访早于我筹备回顾展之前。当时我受邀去参加巴黎的一个国际诗歌节。巴黎的朋友孟明说，你应该见一见马德升，不过他的脾气很大，你得有个心理准备。当时马德升已经高位瘫痪，独居在一幢公寓楼里，每周有那么几次会有护士去看护。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头受困的狮子，但他当天的情绪很饱满，见到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样？国内现在有什么大动作？”这是一个典型的、从文革背景中走出来的那代人的提问方式，也表明着他对本土始终抱有的期待。最精彩的画面是他忽然提出要为我们朗诵他的诗歌，他将轮椅推至客厅中央，空间虽然狭小，但他一出声，我就觉得自己置身于广场。
ArtWorld：你当时策展时，似乎非常着重于历史氛围的复现，还特地重制了一段“星星”首展上的铁栅栏墙，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策展方案？在策展中，你感到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朱朱：铁栅栏墙确实意在复现当年的历史氛围，我将它设置成入口通道，观众由此进入展览，就像返回那段岁月。栅栏墙意味很多，它是当年“星星画会”展出作品的场所，它象征着体制和民众的分界线，在某个更复杂的层面，我在文章中写到过，它也揭示出，“星星画会”既是一种对中心的反叛，同时也是一种对中心的渴求。
策展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取得团体成员们的信任和合作。这些人确实没有理由相信一个年轻的、没有什么专业策展资历和地位的诗人。而且他们之间似乎也矛盾重重，或者关系疏离。严力是最重要的中介，他与绝大多数成员保持着良好友谊，引带我去到很多门前。谈判、筹备的过程确实漫长而艰苦，大概有近两年时光，我从这段经历里获益甚多，未来说不定可以写上一部长篇小说。
ArtWorld：你在策展时还特地组织了一场名为“一代人：朦胧诗，中国当代诗歌”的朗诵会。在你看来，朦胧诗为什么会与“星星”，乃至艺术本身产生如此紧密的关系，以至于需要在回顾展期间举办这样一次诗歌朗诵会？
朱朱：“星星画会”的发起人之一黄锐本来就是《今天》杂志的美编，受“今天派”的刺激萌生了成为一个艺术团体的念头。在那个年代，文学、艺术、哲学、音乐等等之间的空气是共通的，“星星”成员里也有“今天派”的诗人。在展览期间举办朗诵会，可以让观众们体验到当年的整体文化语境，但并非简单的怀旧和回顾，朦胧诗之后的一两代当中的重要诗人也都到场，他们朗诵的作品提供了历史的延伸和变化图景。
ArtWorld：你曾经说，在2007 年那个时间点上，策划“星星画会回顾展”是为了唤醒一些勇气和激情的精神性的东西，而这也是为了对中国艺术未来的走向有所启示。那么，现在，你觉得“星星画会”，不仅对中国艺术，更重要的是对每一个普通人，它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如果让你在今天再次策划一个“星星画会”的回顾展，你的做法是否会发生改变？
朱朱：它的意义就在于它是一个原点，后来已经自我稀释和异化了。为什么要再做一次呢？我在某个时间点上做过了，已经足够，即使再做一次，仍不会是完美的。当时我对黄锐说，“星星画会”不是你的个人财富，也不该由你们自己来加以评述，而我也只是评述链条上的一节而已，未来还会有人重新回望和考掘这段历史，历史就是那样被一层层更新或覆盖的。
2007 年“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 在今日美术馆的展览现场
“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海报
“原点”手记——今天·星星画会专号前言（节选）
朱朱｜文
2007 年12 月
2007 年11 月20 日下午，“原点：星星画会回顾展”在北京今日美术馆二层主展厅开幕，同时举办了“一代人：朦胧诗·中国当代诗歌”诗歌朗诵会，展览由南京艺事后素现代美术馆主办，今日美术馆协办。关于现场，我的设计方案之一，就是在今日美术馆的门厅内设置一段铁栅栏墙，它拷贝了中国美术馆东侧小花园的那段外墙，第一届“星星美展”曾经在那里举办，作品就悬挂在栅栏上。
共有十七位当年“星星画会”的成员参加了这次展览，他们是艾未未、包泡、薄云、陈延生、何宝森、黄锐、李爽、马德升、毛栗子、曲磊磊、邵飞、宋红、王克平、尹光中、严力、杨益平、赵刚。作品计一百二十三件，其中雕塑十五件，除毛栗子的两件作品外，所有作品都完成于1985 年之前，“星星”当年的两届参展作品为四十二件，复制品为二十二件。另有九件陈丹青先生当年为“星星”成员们所作的素描。展厅迎面的墙上排放了十五位参展艺术家的单幅作品，这是我眼中的可以代表他们当年的作品，另外两位艺术家王克平、包泡因为是雕塑作品，被安排在了左侧的雕塑展区中；那个展区的背墙，用来播放十一位接受采访的艺术家的录像投影（其中严力的录像由自己提供），投影分成两排并置，声响被取消，只见那些沧桑的面孔……展厅中央摆放了四座陈列柜，展示四十六件“星星”相关的史料，以及那个年代的油印诗集、杂志。展厅后侧还隔出一个小影像厅，用来播放赵燕英女士拍摄的一部“星星”成员记录短片。
尽管做了种种设置，我对现场效果殊无把握。不过，提前一天到达的贵州籍艺术家尹光中，置身在布展现场后泪水夺眶而出，“感觉又回到了昨天”，他的泪水恍然验证了某种历史的氛围在此复现。
11 月20 日是一个格外晴朗的日子，而且无风。大约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人群陆续抵达，到三点左右时，展厅内已经聚满了人群。开幕式现场与朗诵会被安排在一层，朗诵会的招贴画上使用了当年的《今天》杂志封面，在设计时，这个封面以近年来对中国艺术影响甚巨的德国艺术家里希特的手法虚化了。短暂的开幕式之后，就是诗歌朗诵会。出席的诗人有多多、梁小斌、严力、宋琳、潞潞、西川、欧阳江河、孙文波、麦城、海波、臧棣、潘维、周瓒、西渡、姜涛、王艾、冷霜、蒋浩，诗歌批评家有唐晓渡、张桃洲等。我委托张桃洲先生主持了朗诵会，遗憾的是，食指、芒克、舒婷、林莽、黑大春、张枣、叶辉等尽管都事先作过沟通，并且提供与准备了朗诵的文本，却因为健康及其他原因临时未能到场。
北岛有几句诗，不知道我是否有记错的地方，它们就像一段旋律可以贯穿于“星星”之事： 挂在鹿角上的钟停了， ／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 ／谁如果校正时间， ／谁就会突然衰老。在我看来，星星成员们远不像后来的“八五”新潮时期涌现出来的艺术家们那样适应当今社会，方力钧、张晓刚们在经历艰苦的个人奋斗期之后，已然到达了或者说被推至了中国艺术的代表与明星位置，他们积累下了国际舞台的经验，懂得营造自身的形象和展现个人魅力。而“星星”成员们的身上保留了很多僵硬、紧张与偏执的东西，他们与我的父亲相似，挽带着毛泽东时代的“套中人”形廓，这也构成了他们的可爱之处。他们的世故其实一点儿也不高深，所渴望的是得到理解、尊重与承认，绝大多数成员在访谈中显得坦率、诚挚，他们需要述说，并且，也有着太多值得述说的东西。
这次展览所激起的巨大反响，部分的原因在于它正好遭遇了艺术界近期所兴起的“历史回顾热”，在一个持续了30 年的过程之后，文革以后的中国现代艺术正在被“历史化”和“对象化”。不过，黄锐先生于此前不久在深圳举办了“星星时期的黄锐”展览，却收效不大——从根本上说，“星星”的价值既在于它是一个团体性的运动，也在于它是一个我们借以认识自身的历史寓言，它的意义亦是在流动、变化与扩散之中，这正如黄锐自己来南京观摩作品及配合我们访谈时我与之谈及的，“‘星星’回顾展应该由‘星星’以外的人来做，而且也应该由拥有不同的知识结构、不同的年代背景、不同的角度与立场的人来做，定论或许是不存在的，你们的艺术还在继续，以后会是更年轻的人来谈论‘星星’、谈论历史……”
遗忘与被逐往往是先驱的宿命，也许，对于“星星”成员而言，最重要的是应该找到一种自我解禁的方式，使自身从政治高压的梦魇之中挣脱出来，从心理现实的层面上获得解脱。以色列诗人阿米亥有一句诗说：“现在对于考古学来说还太早，/ 要修复已被破坏的东西却太迟。”（《此刻在风暴中》）这句有点儿中国古诗对仗感的诗，说出了一种残忍的现实；薄云在访谈录中提及，“我的儿子在离开北京去国外求学的时候，才是十几岁的小孩。他对我说：‘爸爸，你要知道，你根本改变不了这个社会，不要再做那些傻事了。’”这个片段真令人感伤，对我来说，在整个策展过程中，不管是遇到怎样的阻力，或对某些事某些人感到失望不已，我始终抱定一个宗旨：无论如何，那一段历史都值得尊重、书写与铭记，值得我们去为之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