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雪松｜文
2005 年 7 月 17 日，政纯办在北京首钢
政纯办｜图片提供
2005 年7 月16 日，艺术家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来到冷林刚刚在草场地建立的艺术空间北京公社，讨论在北京公社做一个集体性的艺术项目。
彼时集体式的艺术创作早已不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样流行，曾经闻名一时的北方艺术群体、厦门达达、新刻度小组等都已相继解散。在个人主义逐渐成为中国新主流文化、艺术商业开始兴起之时，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生活在艺术家生命中的印记反而逐渐显现出来。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冷林就曾以“新社会主义”为命题，在社会科学院招聚了一批艺术家进行学术研讨。北京公社的创立也是他对这一思考命题进行的再实践。
在北京公社空空的白盒子空间，这五个人搬了椅子围圈儿坐下，一本正经地开会。可几个小时下来，他们各自的谈话内容却让人不知所云，会议几乎是毫无成效。“谈不出来就算了，走，吃饭去。”在冷林的提议下，几个艺术家当即出门找了一家饭馆吃饭。
离开了一本正经的艺术空间，去到世俗喧嚣的饭馆吃饭，五个人的谈话气氛发生了陡转。食物刺激着五个人的味蕾，也放松了他们的神经，话题竟在这里切入了正路。这让他们意识到，寻求这种新的艺术不能凭借空谈。他们必须一同行动、实践，亲身进行社会观察，才能找到可能的切入点。当晚他们就决定集体参观北京首都钢铁厂和河南省临颍县的南街村。首都钢铁厂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大工业的产物，南街村则是集体主义经济的代名词，迄今坚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什么别的地方比这两处更适合作为新社会主义艺术的考察对象了。
第二天7 月17 日，五个人便出发去了首钢。作为一个重工业工厂，首钢的社会主义特色其实并不那么很鲜明，却也足够几个刚开始在旧时代记忆中找乐子的中年艺术家玩上一阵子了。比较有意思的是厂房外一片污水处理后积留下来的湖，湖中心有一个狭长的小岛，岛的外围用水泥铸成台。他们五个人坐在那里自在地聊天，两条腿当啷在水泥台边上，穿着看不出年代的衬衫和棉布衫，好像一帮上世纪70 年代的浪荡小青年。随行的摄影师在湖对岸拍下了这一瞬间。照片里五个人的身影很小，背后是庞大的首钢工厂巨型机械装置、厂房和大烟囱，前面则是碧波荡漾的清亮湖水。他们在那里初尝了一种久违的身处集体中的纯粹快乐。
8 月里，他们又结伴从北京到河南省临颍县南街村。那是一个颇能带给人奇幻感觉的村庄，整个村庄的街道、建筑都保留着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风貌，明亮宽阔却人烟寥寥，每走几步就能看到文革风格的宣传标语。进到农民家里参观就更有趣了，每家都有一模一样的家具家电、生活用品、毛主席像，都是根据按需分配的原则分到各户的，连摆放的位置都毫无差别。“去一家和去十家是一样的，特别有形式感。”艺术家洪浩说。剥除了政治意义不谈，这种纯粹的形式感令他们非常感兴趣。南街村之行结束后，他们便确立了展览的“政治纯形式”概念，即去除政治内容的纯粹形式。
回到北京，他们将首钢湖水的照片在PhotoShop 里进行调色，将颜色提纯到最为纯净的蓝色，并作为作品呈现在展览中。这个图像铺满了当时北京公社的一整面墙，只是墙的右上角有一根房梁穿过，让这个矩形的蓝色湖水画面多了一个豁口。空空的展厅里，除了这面蓝墙以外，还有几位艺术家的活动大事记，以及一面鲜黄色的旗帜，旗帜上有以《只有一面墙》为题的文字，是为他们的艺术宣言。宣言的末尾处意味深长的两句话是：“一个曾经回荡在世界上空的共产主义幽灵飞走了, 留下了一个永远抹不去的形式。而在我们的身后，只有一面墙。”
原本展览结束后，几位艺术家便可以各奔东西，可是每一个人都觉得有点舍不得离开。筹备展览的整个过程中，个体在集体中的创作非但没有被压抑，反而有种舒畅的愉悦感，彼此的交流碰撞生出的火花似乎还可以继续爆发新的能量。于是他们决定将这种集体式的创作继续下去，并为他们的组合命名为“政治纯形式办公室”。以“办公室”为名，是为去除通常的“艺术小组”概念中所包含的组织性、功能性，以“办公室”强调去小组政治化的形式。
北京公社那面带豁口的蓝墙，后来成为了政纯办小组的标识。标识的蓝色被称为“政纯蓝”，在他们后来几乎所有的作品中被反复使用。和其他同样经历过文革时代的艺术家不同，他们没有运用太多明显的文革图像作为创作符号，而是抽取了集体主义精神内核中的形式，包括统一的形式、集体的秩序感、具有崇高感的视觉经验等，并将其融入了他们的绘画、装置、影像、行为之中。
十年过去，政纯办的五位艺术家以一种自由松散却又十分快乐的状态始终在一起，而且开始邀请更多人和他们“在一起”。2014 年11 月，他们在纽约邀请公众共同参与清扫时代广场的项目《同做一件好事》，几百只“政纯蓝”的塑料桶和拖把摆满了广场，每个路过的公众都可以拿起拖把和艺术家们热火朝天地“做好事”。这看起来实在是一件颇有政治意味的作品，可是政纯办小组却说：连做这件好事也只是形式而已，时代广场哪里真的需要人来打扫呢？
对于政纯办来说，最重要的艺术形式，可能就是洪浩、萧昱、宋冬、刘建华、冷林五个人“在一起”。以艺术小组集体本身的状态和行动来呈现一种新的集体主义，便是他们最重要的艺术，“至于作品和展览，只是我们在一起的副产品而已。”
关于他们“在一起”的概念，还有一个特别的作品《政先生》。那是一张将五个人的面部特征分别抽取出来，又组合而成的陌生男人肖像。这个男人穿着纯白色衬衫，左胸别着政纯办的标识。
“政先生也是一个形式，实际上这个人不存在。可是他代表了我们每一个人，也代表我们五个人的整体。”因此，此次政纯办小组接受《艺术世界》采访时，决定也以政先生作为访谈对象，就政纯办的十年发展做以“形式上”的回答。
2005 年 8 月 2 日，政纯办在南街村，
政纯办｜图片提供
ArtWorld：很多艺术评论和媒体报道在提到政纯办的创立的时候，都提到了这是对当时刚刚兴起的艺术商业的一种背反，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原因促使你们创建这个小组？
政先生：我们希望在集体中能以一种新的方式来面对我们从事的工作。实际上，我们五个人同生于上世纪60 年代，彼此年龄差距也就在两三年，所以有着很多共同的生存经历。我们都是在文革期间受教育，社会环境对我们的思维和世界观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小时候我们有着一种“快乐会在集体中产生”的观念，那时大家都自发地寻找一种在一起的可能，并且希望从中感受到欢乐。因为我们生长年代的外界环境比较单一，能够娱乐的方式特别的少，只能聚在一起自寻其乐，比如一起制做玩具，一起创造游戏来找乐子。这种在集体中创造快乐、获取快乐的方式，在现在的孩子中可能越来越少了。现在人的很多快乐，可能更多的是通过个体的成功、在自我价值的肯定与满足里获取。因此，我们想将这种集体的方式重新带入到当下的艺术工作中，看看能发生什么。
ArtWorld：这种对中国早期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生活的怀念，其实在很多与你们同代的艺术家创作中都有显现，如政治波普等。你们是怎样避开这种当时流行的带有符号性的怀旧创作而展开自身工作的呢？
政先生: 事实上我们并非单纯地怀念集体主义时代，而是探究个体发展中的集体基因，并寻找个体和集体之间的相互并存和相互促进的关系。这是一种对集体的全新认识，与消灭个体的集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认识事实上也体现了个体对“我们”的一种需求。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需求非常普遍，比如全国各地的小区里都有的蓝黄色健身器材，一方面可以用来健身，另一方面也是社区里人们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我们发现了这种需求，并把这些器材带到展场，将其命名为“全民健身”，正是把这种“我”对“我们”的需求呈现在展览空间里。
ArtWorld：这种对你们所追求的全新的集体主义的认识，是在小组发展过程中逐渐建立的吧？
政先生：是的，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尝试看看五个人一起创作会成为什么样子——因为虽然我们的成长背景很相似，但彼此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对于小组的认识，是随着我们在一起的集体生活实践逐渐形成的，包括一同对社会进行观察，一起吃喝玩乐，一起做作品。十年来，我们得到了很多和个体创作不一样的感受。渐渐地我们只要在一起就会进入某种状态，是一种对个体的夸大和执着的背反，也是一种寻求快乐的过程。
ArtWorld：所以在2007 年的展览“政治纯形式”中，可以看到很多你们在一起吃饭、旅行、游玩的图片，正是你们“集体生活”的写照。这些图片下面有类似文革宣传画字体写出的“政治纯形式”的文字，似乎你们在一起寻求集体的快乐，是在一种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政治形式下进行的。
政先生：“政治纯形式”的名字和社会存在的形式有关，包括政治形式、信仰形式等已经存在于社会方方面面的形式。可以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某种“借势”，提出了某种形式原本代表的内涵，我们只是使用这种形式，但并不想刻意创造某种新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和精神有关的，包括快乐的感受、纯粹的感受等。我们很多作品中都包含了这些内容。
ArtWorld：作品中快乐的感受前面谈过了，纯粹性的感受可以具体谈谈吗？
政先生：比如《政先生》是为“自我”造像，是我们五个人五官中各取一部分进行的组合。是一个宏观的“自我”。这个自我中有很多的“他者”，是去中心化和去领袖化的化身。它在对称结构的美术馆建筑外墙或馆中出现的时候，赋予这个建筑以超越形式表达的价值观。这个穿白衬衫的大头像被高高地挂起来（超过2 米），远远高过通常美术馆挂画的1-1.5 米的高度，人们必须仰头才能观看它，像是观看领袖像一样。这些都是形式的运用，政治性被去除之后，就呈现了某种内在的精神性、纯粹性。
ArtWorld：除此之外，你们的艺术还呈现了极大的与人的关联性，似乎呈现你们本身“在一起”的状态，更胜于你们具体做了什么东西。
政先生：你说的对。做艺术是为什么？我觉得艺术工作把人对世界的感悟、认识和对生命内在的觉性外化成一种可感知的形式，这样艺术才能成为与人进行交流的媒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一起的存在方式，也可以理解为一种作品的形态。在小组这样的形式下，作品也达到了某种自由的状态。
ArtWorld：作品的这种自由的状态也和你们本身的自由状态有关吧？小组的组织和分工方式也很自由是吗？
政先生：是的，我们之间没有很明确的分工，更多的是一种自愿式的工作。一方面是看谁有时间，另一方面是看每个人对具体工作的熟悉程度。比如摄影和设计、印刷类的是洪浩做得多一点，展览方案设计通常是宋冬做，作品制作上通常是大家一起，宋冬和肖昱通常在装置、实体作品上做得多一点，沟通方面是看谁最早沟通一件事就让他持续地做这件事。
这种方式可能不是很有效率，大家都没那种紧迫感，状态都比较高兴、放松，不是那种任务式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固定的一年出几个作品的要求，有时一年都没作品也没展览，和那种社会性比较强的严肃组织不一样。所以如果某件事达不到我们原来想要的，我们也没那么纠结。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如果把我们在一起的状态作为作品的话，那我们一直都有作品。
ArtWorld: 在这么多年的合作中，你们之间有过什么分歧矛盾吗？
政先生：可以说从来没有。通常矛盾产生的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对自我意志的过分执著，在小组中我们更关注的是个人认识在集体关系中的矫正与反观，在相互关系中去对自我进行新的理解。比如对做一件作品的认识上，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见，我们一般采取的方式是先接纳再讨论。其实长期的相处，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内在的默契，对于一个有感觉的想法，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感觉到兴奋，较少有大家都觉得好而某个人却没有感觉的情况。所以小组中是没有出现过依靠情绪解决问题的情况，因为我们的重点并不在于做事情的完美成效，而在于共同做事的本身，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自我以及认识我与我们关系的空间。因此在这个共识的前提下，我们彼此间的宽容度是极大的。
ArtWorld: 的确，做艺术能够放下自己的私欲，便是好作品得以出现的前提。但对于个体艺术家来说，这是很难达到的。是否在集体中，你们对于艺术去利益化的共同追求，会在你们之间形成某种相互的鼓励和促进，令你们在小组中更容易放下现实的许多困难和问题，也更加放松和快乐？
政先生：对于这个问题，首先，其实在成立小组前，我们几个人在各自的艺术中都有了一些深入的实践。如果在一起强化太多的利益意识，那么我们小组可能不会存在这么长时间。只有保持一种距离关系，我们觉得才有可能达到某种创作上的清澈，才有希望见到真正的快乐。
ArtWorld：在十年的合作时间中，你们每个个体与这个小组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政先生：每一个个体中都有集体的存在，而忽视个体的集体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在集体生活中体会到个体与集体、“我”和“我们”的重要性。“我”和“我们”在一起时，“我”的许多潜能得以在“我们”中释放和推进。所以十年来我们仍然在一起。
ArtWorld: 从你们早期五人一起行动，到后来的《全民健身》《同做一件好事》《政纯会》，似乎“我们”的概念逐步扩大到了公众的层面。你们是否希望将十年来小组内部所实验、践行的这种优化的集体方式，进一步推介到更广泛的范畴？
政先生: 我们小组的生长变化其实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是比较实在的，包含对自我的认识，以及在对自我认识过程中人与人发生了怎样的关系，并且在其中体会自我内在的集体感受。这就使自我有了更有意义的存在。
我觉得“优化”的问题不太好说，我们小组经历更多的是一种真实。无论在精神层面还是身体层面，静下来以平常心体会一种（集体）存在的意义。我觉得这不完全是一种虚拟的探讨。这个小组不是建立于对未来想象的发展，而是基于在对未来不可控的想象和实践中，不断地求证、证明、确定、体会某种稳定的、不变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