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 2011年10月257 期

高效的传播力、廉价的成本、亲和的学术门槛,是 80 年前鲁迅先生选择版画作为文化政治理想扬声器的重要原因,它的余波至今仍影响着中国文人阶层审美和艺术院校的学科设置。然而,在网络、手机取代印刷机让读者成为作者的时代,这个当年的“新媒体”已丧失优势,正从先锋媒体过渡为“特殊工种”。

变异或异见若要保存或产生影响,它就必须出现在支持其生存的环境里。它在环境里生存的时间必须长到足以使它再生,这是再生的必要条件(Paul Levinson)。版画将怎样再生?视觉图像如何进行能量转换,而非简单的审美和观念修正?这是在做本期专题调研时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和疑问。为此,我们试图从媒体的生理结构出发,以版画、涂鸦和纹身独具的媒体自治性为例,开始对可能性的展望,并以此作为对新兴木刻版画运动的纪念。感谢张明曹家属为此次专题提供木刻连环画《仇》(1938)的版权,让我们再次感受信仰和简单的力量。

版画的大众化不是普通话

代大权|自述 顾婧|采访整理
代大权,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版画院副院长。

版画与媒介在历史上曾是直系血亲的关系,有印刷才有版画,有媒介才需要印刷。而版画在现当代发展中一个重要的课题就是务必厘清与印刷的关系,不仅是市场的压力使它的必须验明正身,更主要的是艺术与技术的关系,复数与复制的关系,创造与制造的关系,必须厘清,版画与印刷既不是孝子贤孙,也不是从一而终的关系,反而是生于斯,长于斯,最后还得反于斯。版
画可以以印刷、媒介等不同面目入世,但艺术始终是它生命的主导力量,因而版画的大众化一定不是普通话,它务必有着顽固的口音,独特的用词,奇怪的造句,这背后则是它个性的思想!版画如果是人人都能来两句的“普通话”,则又将沦回到手段的版画,复制的版画,这是对版画发展史的反动。

就主题而言,反映现实不是问题,但空泛虚张则肯定是个问题,那种反对与拥护的幼稚,非对即错的偏执,歌舞升平的表象都曾是版画革命的象征,虽然政治不能决定艺术,但政治在某些历史阶段中会深刻的影响着艺术。从新兴木刻兴起创作的版画,开端便有着明显的政治基因,有着社会对其“匕首投枪”的期许,这在其新兴阶段是客观生态环境所决定的,随着历史的演进,政治一旦虚伪庸腐,版画再以更虚伪庸腐的表现予与歌颂,当然会招人讨厌。并且当版画自身的艺术性、学术性越来越超过其政治性而趋向自身规律的发展时,版画在历史阶段的变革与转身都是必然的,即使涉足意识形态类的作品,也不会再停滞在空泛的说教与僵化的歌颂层面,而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宏观的气度和更开阔的视角。我们国家的政治从整体态势上讲更为昌明通达,敢于面对问题不再遮掩推诿。从局部行为上则贪腐成患,人鬼莫辨,在中华民族的肌体上两种力量的博弈正打的难解难分,影响着民族的生命和未来,但人民的意愿,社会的正义,文明的必然才真正决定着中华民族的兴亡,对于这一点的把握,在当代版画中有很多例子。

除了意识形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对语言观念的认识。这一点在文革结束后即开始探索,时至今日,语言品质的意义更大于语言表述的技能。许多人拿起版画的工具,使用表现的材质,以为这就是版画了,而语义的阐述方式和表述深度则务必在经年累月的琢磨中才可能剥离表象,进入到人性与物性浑然一体,自在与它在寄于一身的境界,也只有在这种境界中才可能成熟真正的版画家,而不仅是做过版的画家。版画的自我与本体在近些年开始为人们重视,关于印痕与复数的热议实际已经在辨识版画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而当时领导与推动版画发展的宋源文先生,以自身的学识修养决定了这一辨识积极健康的进程,吴长江、刘建、魏谦、徐冰、周胜华、张敏杰、袁庆禄等第三代版画大家们也以自己的作品验证着新观念的价值。版画在肯定了画家的人格精神的同时,更肯定了材质与工具的物性品质,它们共同构成的语言的审美魅力,才正是版画自身的个性价值的体现,这一观念的认识在以往的历史中被拖滞的太久以至于今天还有人以为只要使用了版画的工具或手段就是版画,可见观念的变革是怎样影响着版画的生命质量,版画只有自己开始尊重自己的价值与意义后,才可能得到外行的尊重,得到社会的尊重。

当代版画作品在尺度上的扩大也是对传统观念的突破,以往尺度可以小到火柴盒的尺寸,却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它始终未脱离印刷的意识范围,印刷机器的生产条件决定版画尺寸的历史应该结束了,展示场馆的空间条件决定版画尺寸的历史也早该结束了。为什么任何画种都没有尺寸的限制而唯独版画有并憨厚地认可这种限制呢?新兴木刻,解放区版画因当时的历史条件而不能将版画按创作的需要决定尺度是可以理解的。但今天的现实是版画如因作品的因素扩大尺度首先得先扩大自己观念上的尺度,版画小有小的需求,便于成幅且利于传播,大有大的意义,视觉张力的扩展自然会让版画家从心理到生理有着更大的投入。当代许多中青年版画家如陈琦、张敏杰、戴政生、郑作良、应天齐等大尺度的作品,扩展了版画在社会一般受众中的影响就是最好的让明,这种在表现形态与观念上的变革势必成为版画发展的积极因素。同时也不排除为大而大,大而无当的例子,以为将小放大就能增加视觉的冲动,实际并没弄懂大的意义,这毕竟有一认识的过程,而却不能再回到限制尺度的陈旧观念。


代大权,《来自老百姓》,210×952cm,黑白木刻,2009。代大权|图片提供

我的版画有很大一部份关注普通人,关注民间,是现世的,这和我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我 14 岁当搬运工,一天挣 5 元钱,15 岁进工厂,修理汽车,可谓很早就入世并且一直在社会的最底层,普通人的情态相貌行为举止直到今天都令我着迷,墙角蹲着的老人、路上攀谈的村妇,上下班的工人都让我有表现的冲动。随着阅历的增长,我明白这些普通人不仅仅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存在的根本,以小见大,遇凡思奇。中国的历史正是在普通人或事与特殊人或事的互动中形成的,缺一不可,这样的创作倾向让我能去更深刻地咀嚼品味什么是历史,什么是人生,以我的思考与表现介入现实生活中,我以为就是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当然每个艺术家都会对生活对社会有着不同的认识和见解,积极也罢消极也罢,歌唱也罢哭泣也罢,只要有思考有行为,艺术才对社会有意义,最起码也是个性对共性的意义,只要不是普通话就好。(代大权|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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