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赳赳｜文
胡赳赳，诗人，《新周刊》主笔 在一切业已成形的艺术形态当中，版画是奇妙的：它既非平面的，又非立体的，它是在二维上建构的三维，是平板上的雕塑，又是有沟壑的平面。它来自于两个传统：一是东方金石印刻的传统，这一传统甚至可追溯到先秦，那凌厉而典雅的战国玺风、篆刻饰纹；另一则是西方谷登堡的印刷革命，在麦克卢汉与他的老师的描述中，谷登堡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帝国兴起和传播革新的“古老的秘密”。这一切，使得“版画”从美术史中逃逸出来，获得大一统文化意义上的审美与激情，它参与了道德的重建、革命的催生、社会的启蒙。蒙克的《呐喊》从词源学意义上而言，启发了鲁迅写出《呐喊》，而鲁迅对童年三味书屋的记忆——用线描绣像小说插图以及对《山海经》乳眼脐口无头怪人的深刻印象——促成了日后中国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版画新文化运动。 这是一条隐性的精神线索的例证，更是一条难以考证的“文脉”。星河闪耀，山岳潜行。版画的内在精神性与“文字”和“印刷”是一致的。并且，它与中国道家的传统最为接近。尤其是在汉文化圈，道家称“中国字”写出来是“符”、念出来是“咒”。而“中国字”的源泉则是象形，在中国，“字”与“画”同源的。中国人解释《易经》的“易”字，上面一个“日”、下面一个“月”，“易”就是研究日和月的变化。“易”字就是画了一个“日”和一个“月”。中国人又讲，写字要一笔一“画”（后通划），要讲究“笔画顺序”。所以说，汉字首先是画出来的，而通过印刷术实现“复数性”，则变得易于传播。可以说，版画最早的形态就是“版字”，也就是“印章”、“线装书”和“拓片”（卜告、甲骨、竹简、碑刻也一直要等具有拓印和复制便利的材料出现，具有复数性，才能称得上版画；另一条民间的途径是染扎、漂洗的服饰和民俗意义上的年画，不能忽略，它们构成了版画的另一种俗世功能，广泛而有效地参与到当时的生活方式构建中去）。 所以，中国文化、中国文士对于“版画”较之其它国度，更是情有独钟。盖因中国字画同源的特点。此后，“文人画”发展了这一精神同构。将“诗书画印”纳于同一个平面之上，发展出“诗画同源“、“书画同源”、“诗印同源”等审美情趣和精神情志。如果说，“文人画”也是“版画”的一种，未免牵强。但事实上，这种指认并非空穴来风。文人画重“山水”、“花鸟”、“石草”，其精神母版正是“自然”，其复制方法和制作工艺是“求道”，其展示形态是“道法自然”。因此，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心头的一道圣符便是“天人合一”，胸襟怀抱与万事万物合为一体，“心与物游”、“心物一元”的哲学思想使得每一个“士”之品格，具有了版画的三要素：“母版”（自然）、“复数”（心智）、“刻痕”（投射）。千百年来，五代、魏晋、汉唐、清明乃至民国中华，董源所绘制的山水与董其昌所绘制的山水，并无二致，它们是同一幅画，王维与石涛的志趣也是心心相印的——石涛的“一字画”论，岂非是对版画的最好注脚么？ 在元明清以降，戏曲小说兴起，于是“版画”除了其精神版图之外，日益发挥了“妙用”，成为生活原生态的一部分。插图、曲谱、刺印等等。至此，版画才分工为一种“显学”，一种门类，就像医院里的一个科室。也是至此，版画获得了独立，其脱胎于中国文化母体的、继承道家“阴、阳”思想的精神胎记消失了。版画从此成为狭义意义上的、有别于现代意义的传统版画。 此后，西方在印刷工艺方面的精进，以及西方人在“ART”（本意是技艺）上的追求，使得版画作为一门复数艺术出现了爆炸性的成果，木版、石版、铜版各种材料和品类相继出现，而更为普及的木版画因为具有“木、刀”的独特韵味，以及易于展现线条的关系，从而成为版画中的主流。“木、刀”与“纸、笔”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刀木纸笔”文化，这二者同样易于书写刻画、易于展示其思想性、易于传播。正如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诗歌情结、每一个电影人都有一个纪录片情结一样，每一个艺术家在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深深的版画情结。这的确是一个谜一样的情结。西方与东方，对此并无不同，一方面，版画在仅有的平面上，追求费正清描述历史时所言的“内向的爆炸”，极尽各种可能性；另一方面，版画的外延又在无限扩充，这是当代艺术的一片沃土，不谈安迪沃霍，仅仅来看徐冰的“911”作品《何处惹尘埃》，用灰尘和东方禅宗文字作为材料，更是意义深远。但这远未穷尽版画作为复数艺术的开放性，据我所知，一批艺术家已踏上征途，带着对“复数艺术的焦虑”，企图洞穿“复数艺术”黑洞一般的魔力。 可以说，版画可谓是最接近文学气质的门类。无数多的现代例证，版画与文学像是思想者的近亲。如果可以敲开头盖骨的话，你会发现，大脑的沟回正是一幅先验性的版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