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俊｜采访 严力｜图片提供
《今天》杂志是当代诗歌的开山鼻祖，“星星画会”是当代美术的弄潮儿。它们看似“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却有着共同的源头。最初，《今天》与“星星画会”并不分家，许多成员身兼两头，既是《今天》的主创者，又是“星星画会”的主力干将。严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不仅在诗歌领域享有盛名，在美术领域也备受瞩目。作为当代艺术中第一代“跨界者”，严力在诗歌与绘画之间游刃有余，似乎毫无界限的阻隔。严力从未感受到艺术身份的界限划定对他造成的压迫感。在他看来，艺术无界限，跨界就是为了取消界限。
跨界展现了艺术与人性的全貌
ArtWorld：您是一个诗人，是《今天》诗刊最早的主创人员；也是一个画家，是“星星画展”的发起人之一。在中国古典传统
中，不会过多地去区分诗人还是画家，因为它们被共同囊括在“文人”的概念里。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严力：究竟是诗人，还是画家，当时根本没有把文化身份分得那么清楚。不论哪个身份都是为了“反扭曲”，提倡真善美的人
性。经过文革以后，阶级斗争和民主专政已经把全中国人的人性给扭曲了，我们想的只是回归人性中最自然的正常状态。我们大概是在 1971、1972 两年开始“地下写作”的，虽然经常是要锁在抽屉里的，当时开玩笑说是“抽屉文学”。但是，这也是人性的一种正常的需求。
比如“今天派”的成员里有五个人同时又是“星星画会”的。其中有马德升、黄锐、钟阿城、曲磊磊和我。还有王克平，他同时
也写一些剧本。所以说，基本上写诗也好，绘画也好，它完全是按照人性的最基本的一些需求，也就不必分得太细了。
ArtWorld：可是，现在不管是诗人也好，画家也罢，文化身份似乎比文化本身更为重要。从这种身份到那种身份的位移也总被津津乐道。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呢？
严力：其实，现代社会害人。为了生存，你不得不把你本来只是修身养性的艺术方式，变成一个专业的挣钱手段。所以，才会把你刻意地进行划分——你是画家就只能画画，因为这里体现了专业。人被逼得只能身份细分。原来是培养个人修养的艺术变得你要依靠它去赚钱的手段。相应地，我们也把本来是自由、不需要付钱的那种交流方式把它也变成来需要付钱才能获得的交流。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残酷性。
但是，它也没有错。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所以才会出现一个反过来的状况——你这个画画的怎么又去写诗，写诗的又去干别的什么事了。这就变成了所谓的“跨界”。然而，“界限”是社会化过程中强加给人的，并非我主动地产生跨界的意识，也不会有谁天生就以跨界来自我标榜。
ArtWorld：在中国古代，诗人兼画家有很多，比如王维、苏东坡等等；而在西方也是不分家的，比如超现实主义中的布勒东、艾吕雅也有很高的艺术造诣。这里面是否蕴含了某种必然性？
严力：诗画一家，在我们的传统里早就有了。比如说以前的文人，可能每个礼拜天几个人聚一聚，拿出点写的东西来朗诵朗诵，两杯酒下去一高兴就开始写书法了，书法写好之后扇子拿过来又开始在扇面上画上画了，不会分得太细。
从根本上说，我认为艺术领域里的跨界属于个人的修养。比如，一个遵守法律的人和一个好人，或者说有文化的人，它不是划等号的。遵守法律是因为害怕被惩罚，只有修养是人主动地去提高自己。反过来讲，所有的创作是为了什么？我们的文化是为了什么？最后就是提高我们的行为和修养。法律是消极的，它大多数是禁止你去做什么；但是艺术是积极的，它倡导你去做什么。跨界意味着在艺术领域中什么都可以去积极地尝试去做。
所以说，跨界很重要。首先，修养是无价的，它是买不到的。我们现在已经不习惯不用金钱来想一些问题，没有价格的东西我们就不考虑了，它使我们顾不得去考虑更多的内涵。我们打扮自己都已经来不及了，哪来时间去建立内在。更何况是跨界这种全面地建立内在精神世界的行为呢？
ArtWorld：对于你们那个时候来说，可能是因为诗和画不存在跨界的问题，它只是艺术里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您认为艺术领域内部的跨界有必要吗？
严力：不光是诗歌与绘画，所有的艺术都是不分家的，没有什么艺术是可以分家的。它都是为了提高修养，让个人的行为更好。为了让行为趋于完善，它必须是作为整体的艺术，而不可分家。我们当时所想的就是为了激发人的真善美和良知。
民间诗刊《今天》的封面设计 1974 年，芒克与严力在芒克家门口合影留念。
“一专多能”只是“因祸得福”
ArtWorld：虽然您不太赞同艺术领域中先有分家，而后才有跨界这一说法。然而，你们那代人的艺术生命力十分旺盛，几乎都是“一专多能”型的。其中想必有时代的原因，可以介绍一下吗？
严力：我们那时候学校都是关掉的，图书馆都是关掉的，你能看到的文字是《人民日报》和《毛主席语录》。但是，文革十年是突然而来的。在此之前，还能在图书馆里看到我们的四大名著，还有一些翻译过来的狄更斯、巴尔扎克等等外国的现实主义小说，只是在文革中突然把它给割断了。
当时，整个社会就是一口大锅饭，看似平等，但是真善美的东西缺失了。物质层面是没有一种落差，可是精神层面的落差很大，很多东西还需要补课。这促动了我们在艺术上会有更大的需求，也可以说是饥不择食，不管是诗歌还是绘画，都想要去获得。
ArtWorld：你们当时玩在一起的“白洋淀诗群”的朋友里好像什么人都有，也是因为这样吗？
严力：对，我们那个群体里什么人都有。因为它什么都不让你发声，反而什么声音都想发出来。现在不这样了，大家知道要走一个安排好的路，去找一个工作，然后去挣日常的费用。
ArtWorld：可是，在当代艺术领域里，你们那代人可谓群星璀璨。如此说来，你们那代人有不幸，也在一定程度上因祸得福。
严力：也不是这样。外界有这种说法，但我不认为这样。关键问题在于成本。我讲的不是我个人的成本，而是全中国的成本，还包括我们父母这一代。所以有些人说，文革让你们这代人可能有机会摆脱了学校的这种红色训练，让你们有自由的可能性。这我同意。但是，我所不同意的是用这种昂贵的成本去换回我们的艺术成就，我情愿没有这些的。既然要讲成本，如果用中国停顿 20年来造就我们这代人，我觉得不值得。现在只是没办法，外界有这种说法。我们要彻底反思过去，也正是这个原因，希望以后不要有这种投入如此大成本，却可能只是成全了很小一部分人的事件再次发生。
ArtWorld：你们当时在艺术中的各行各业里都游刃有余，您也说了都是不分家的。你们是怎么玩到一起的，能不能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严力：这可能和北京当时的大院文化有关系，或者往大里说是共产党文化。共产党文化就是说，从1949年以后一直到甚至1985年左右，中国没有建筑，只有宿舍。各个单位自己盖自己的宿舍楼，然后按照单位把人划定在一块儿。那么，我们这些小孩也只能在一个大院子里玩。并不是说我们选择在一个大院里玩，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其实没有选择权。当时没有商品房，我们不可能买房子住到别的地方去。这个问题应该这样考虑，是共产党文化造成了这帮人的居住形式，而这个居住形式造成了我们的交友方式。
(全文见《艺术世界》2011年7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