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文学批评家、作家、《上海文化》主编
吴亮父亲在吴亮画的列宁画像前，1970 年 ，吴亮｜图片提供
吴秋曈（吴亮的女儿）6 岁时的画
龚彦发来短信，问我有没有保留着 14 岁之前的“史前作品”，啊啊，半个世纪了，出土儿时艺术如发掘远古艺术，在我，比三星堆更久远，更渺茫……我三岁即开始涂鸦，用母亲裁衣的粉笔，墙上，柜门上，无非房子、烟囱、星星和太阳，没有儿童图书也缺少伙伴，父母忙于工作忙于开会，及至动乱来临，没有人看见我在生长。花朵绽放在野地里并非为了被制成标本，况且那个喧嚣年代，朴素、匮乏、紧张、革命、住房逼仄，保留儿时的作品，怎么可能？
我回复龚彦：没有。随即又想起一件事，1970 年，我应该 15 岁吧……对，15 岁，我画过一张列宁头像，炭精棒素描临摹，整开大小的铅画纸，原作早已毁坏，但留下了照片——我父亲 1971 年冬天在这幅肖像前留过影，照片上，列宁脑袋比我父亲的脑袋大许多。
后来的事情就有点儿戏剧性，龚彦不仅要去了那张照片，还令我难以置信地挑选了我 6 岁女儿的三幅画，并嘱我分别为它们写点文字。
关于我女儿出生在一个何等的时代，我实在说不出什么，倒不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一目了然，让我们无话可说；恰恰相反，这个时代我们看不清楚，不方便看清楚，所以我们需要艺术——当然，我女儿的画绝不是什么艺术——艺术从来就是疑问而不是回答。但是，关于我在无人看见之中野蛮长大的那个时代，我本来是有许多话要说的；不过，限于篇幅，你们还是回家问问你们的父母，以及父母的父母吧，如果他们还健在，愿上帝保佑他们！
我女儿的这三幅画不是涂鸦，是写生。一幅她妈妈的坐像，神情兼备；一幅兰草，线条强劲；另一幅，一枝花，颇有八大之趣，最得龚彦喜欢。我的朋友何赛邦每周二来我家，在他语言指挥下，我女儿迷上了写生（何赛邦说，我女儿对抽象语言的指令领会迅速，所缺乏的就是理性控制下的描绘能力）。在此之前，她和所有的小孩子一样，只晓得涂鸦，即那种很容易被艺术家过度赞美的稚拙画。现在，我女儿还偶尔在那些被裁切得很小的彩色纸片上继续涂鸦，和过去不同的是，她总是先勾出一条连衣裙的轮廓，然后将这条裙子涂得五彩斑斓。
如今，孩子们的画已被父母热情关注，它们提前进入了玻璃暖房。而我的童年，画画只是沙滩上的沙器，游戏结束即刻毁坏，只有那些罕见的例外作品，因偶然被保存，许多年之后居然变成了钉在记忆中的标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