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不宜”

空降的想象，无疑的确信，童年是那样的短暂，转瞬便进入了证实和模拟的程序，再后来
大多就如卢梭在《爱弥尔》中所写：“他的天性像一株偶然生长在大路上的树苗，让行人
碰来撞去，东弯西扭，不久就弄死了。”对于一个专业来说，也是如此。

因此，在六一儿童节之际，我们借一个特辑来重视对改造和专业的崇拜。其实，并不是
“儿童不宜”，而是我们那颗被约束的童心——想象和感受力的源头，期待着释放和春游。

文字材料：刘大鸿
整理：刘旭俊

 
左：《高尔基读书》，素描；右：《高尔基给船大副读书》，素描


童年：一再被斩杀，我一再追回

谈到童年，我们这代人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高尔基的自传《童年》等三部曲，用现在的话说是活色生香，在当时读来就是真切生动的。直到今天，我阅读高尔基的书仍旧会被感动，还时常会想起那句他“冒犯”列宁的话：“在我们这个充满文盲、没有教育的国家里，毁灭知识分子是愚蠢和犯罪的行为。”我1962年出生在青岛，“文革”涵盖了我整个的童年经验，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境况就和高尔基的这句名言差不多。

与高尔基多难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还有其光彩的一面。虽然也有不幸的事发生。那是课堂上用的图画本，美术老师人很和蔼，可惜车祸身亡。我的邻居和同学赵树伦在三年级时也车祸送命，这一师一生让班主任孙老师放声大哭了无数回。

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父母都算是性情中人，不同于那个年代大多数人给别人的直观印象——拘谨、严肃、古板，在家里不苟言笑，在外面忙于建设社会主义。因此，我的童年生活还是相对宽松的，没有受到太多的来自父母的束缚。我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我在家里是比较受宠的那个。

小时候，我家里一直很热闹。我的父亲是个教书先生，总是宾客盈门的；我的母亲特别能侃，还喜欢当月老，给别人牵线搭桥、介绍对象，所以街坊四邻的故事都汇聚到了我家。另外，我父母的家族关系都很复杂，六姨十五舅，其中还有海外关系，和特务大爷都还有往来。这个在文革时代是很危险的，但是，在孩子的眼里，越是危险越是神秘，也就越是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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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父亲刘纯遥的书法《逢雪芙蓉山主人》， 186*273mm
右：《圣功屋顶》，水粉画，202*323mm，1979

童年的书画生涯

在那个年代看书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能看的书也就苏联作家和左翼作家的那几本而已。当时最喜欢的是高尔基，他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便随着我的童年，给我新奇和鲜活之感。从他那里，我第一次知道了“继父”一词。现在想来，国父孙中山之后，“继父”便是这个苏俄老大哥了。因为高尔基的缘故，还让我对一个和他名字相似的同学感到好奇，并且始终记忆深刻——那个同学叫初克基，我小学时的大班长。

童年当然也有严肃的一面，像马克思求学、鲁迅读书那样认真，画中鲁迅指导学生的情景和我当时在家看到的父亲教人时挺像。

除了意识形态特色鲜明的“规定书目”之外，孩子最喜欢读的就是古书了，家里有一书柜，里面放的全是这类书——比如《辞海》、《史记》，还有线装书，这些宝贝我至今还保存着。当然，记忆中的文字与图像读物还有干部学校的教材、书法史，还有岳飞像。

《文天祥》是童年爱读且深受影响的书。虽然他的《正气歌》当时并没在意，但这个人从小到老的精气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记，直到今天对他仍肃然起敬。可能是他与高尔基的童年都十分丰富有血有肉且都好学不倦与我相遇？

我的童年是立下大志向的，可能是受有限的读物影响。像文天祥、岳飞、高尔基、鲁迅、马克思……这让我以后对没有志向的学子大惑不解。人怎么可以不立志？现在大搞励志教育，这类的书、影不计其数，有志立志的人却很少很少，我很难适应。是我中毒太深？对宏大叙事我怀有敬意，我赞同崇高。永远记得“三岁看八十”。立与励是大不同的，立不起来还有什么力可言？

此外，童年时不知看了多少遍《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的电影，小人书以及各种画报，有关列宁的真不少，我也不知画了多少个列宁，很容易画像，大光头、小胡子、三角眼，最让我印象深的是列宁爱听音乐，可能是苏联画报上见到的，感到革命领袖还很有情调。

最近我在想，他的血液是否也会因此溶进我身体里来呢？那些目标太明确立场太坚定不够人性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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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刘大鸿百日照
中：全家福，1968年 刘大鸿|图片提供
右：刘纯遥和李树堂在鲁迅公园，1951


（全文见《艺术世界》杂志2011年6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