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玉良／一生作过多种自画像。作于 1931 年的《我的家庭》是目前有时间可考的较早期的一幅家庭自画像。画家位于画面的中心，短发，花裙子，一副女学生的模样。她的身后站着潘赞化和他的儿子，他们正在观看她作画。这幅画透出“家”之于潘玉良的重要及其实际上的缺失。由于特殊的人生境遇和为人妾的身份，潘玉良的自画像蕴含着她复杂难言的生命感受。右页那一幅，作于 1940 年，是她重返法国后的作品。虽神情依然忧郁，调色则明朗得多，自我形象较之前期多了一份宁静、刚毅和自信，她显得更年轻，卷发，身穿紫色旗袍，桌上的鲜花，画面散发唯美的情调，艺术手法更纯熟老到。她终于远离那个人言可畏的中国社会，摆脱多妻制家庭那种名不正言不顺的身份纠缠，可以埋头于艺术，并于其中获得真正的身心解放。（姚玳玫｜文）
蔡威廉／蔡威廉推崇达·芬奇,相信“一个画家应当描绘两件主要的东西：人和人的思想意图。”早在留欧时期,她就不喜欢吕本斯的“肉重于灵,华胜于实”,更心仪于达·芬奇的“神形兼备”。她擅长肖像画,更感兴趣于人的“思想意图”,她的画作最见功力、最耐人寻味的,正是对人物的这种勾魂画魄的摹写。 在蔡威廉的肖像画中，自画像是最见功力、最具意味的一种，那是她的自我精神画像。蔡威廉一生作有多种自画像,她的自画像形象永远是：素面布衣，朴实无华，神情平淡，冷眼观世，坦然自在，一如她的为人。1928 年回国不久，她的照片曾出现在《良友》画报上，有别于浓妆艳抹的众多“封面女郎”，素面直发的“蔡威廉女士照”显得另类，这种格调与她的自画像风格一脉相通。这位出身名门、衣食无忧(至抗日战争爆发前)、重灵轻肉、视艺术为生命的女子，既没有受商业化城市摩登生活风尚的影响，也不以新潮艺术青年自居，更没有一般年轻女子花枝招展、虚荣浮华的气息，自画像的背后深藏着她对自我的认识，对人生的态度。（姚玳玫｜文）
郁风／这张自画像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无敌生猛！炯炯有神的大眼，戏剧般上扬的眉毛，宽阔的鼻翼和嘴唇——无论哪一个面部特征，都没有着意突出某种柔软的女性特征。但细细品味下来，这幅画却很快就脱颖于众多革命色彩浓厚的形象，霸气和锋芒隐去，却剩下了平和的美。 我开始揣想她黑白分明的眼眸中，那道淡定的目光所注的，并不是“敌人”，而是诗人笔下更为辽阔的“远方”——尽管那需要穿透历史的重重帷幔。我也总不愿认定，她面颊上的暗色是源自硝烟或尘土，那应当是一抹健康的“红润”。我更惊诧于黑白色调所展现出来的嘴唇的光泽，那不能用“坚毅”而只能用“丰盈”来形容。更不必提她的装束，那几乎令我有种穿越的错觉，并非因为它与某种时尚特征偶合，而是因为，它令我想起欧洲宫廷油画的风格。整幅画面平衡、安定，像是一帧年代久远的老相片。而相片中的这个女人，无论她生活在哪一个时代，都会成为人群的重心，几乎没有什么可以难倒她的，即便在严酷的重压之下，她不会“玉碎”，只会磨砺出更恣意的光彩。（邝言｜文）
（全文见《艺术世界》2011年4月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