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雁｜文
从前的学生奇岚博士从德国留学回来第一次与我联系，就嘱我为《艺术世界》杂志写一篇关于近代中国妇女形象的稿子，我猜，八成是她忆及大学时代有我这样一个老师曾经在课堂上聒噪过一个专题叫“百年中国女性形象变迁”吧。这是在一个半小时内，从慈禧太后、赛金花，一直讲到李宇春、郝璐璐的极粗线条的勾勒，这样的方法对需要归纳总结的课堂教学也许适用，但倘要让我在一篇二三千字的文章里，呈现近代中国妇女的群体形象，于我——这个凡是写文章必习惯性加注的历史学者而言，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这篇稿子与其说能够“概述近代中国妇女形象”，不如说试图呈现。在接下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后，最早跃入我脑海的一些前辈妇女们的形象，她们中有大富大贵，也有人生坎坷；有倾国倾城，也有落伍保守；有红颜薄命，也有百岁老人；且允我拉拉杂杂，不顾逻辑，逐一道来：
先是赛金花的故事，当下流行的版本往往将她与八国联军和瓦德西联系在一起，而她更加多元、传奇的身份却反被湮没。这个直到 21 世纪还能为娱乐界“爆料”的奇女子，如果不是有早年随夫出使西洋的资历，又怎能有日后十里洋场的艳帜高扬？在那段被野史笔记写滥了的“以身救国”、“石榴裙抵挡八国联军”的神话故事之后，赛金花的美丽开启了近代中国女性“西化的美丽”的范本。
今天知道杨步伟这个名字的人相信不会多。她是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并获医学博士学位的中国女生，是我国第一代西医妇产科医生，第一位女性的医院院长，曾经誓言 “终身不嫁”，但在遇到后来的“汉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后，却收敛了美丽、事业与独立，甘愿当赵家背后的妻子和母亲，上世纪 30 年代红遍中国的《教我如何不想她》的曲作者就是赵元任，这首歌可以看作他与杨步伟的爱情之歌。
同样被爱情攻陷的还有一度被传是胡适绯闻女友的、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也是在化学家任鸿隽的追求下抛弃了不婚主义。出生江苏武进的陈衡哲教授是出道远早于冰心、庐隐的第一代白话文女作家，她的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都能文善画，是著名的画家和书法家。与我们对传统中国妇女“无才便是德”的刻板印象完全不同，从陈衡哲的曾祖母开始，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都在文学和艺术方面颇有造诣。
当然，那个年代的女留学生中，也有像吴贻芳这样的，为了事业，终身未嫁。作为金陵女子大学的首任中国籍校长，家境清贫的吴贻芳是靠着一个美国人奖助东方女学生赴美留学的奖学金——巴伯奖学金的资助，在美国密西根大学拿到了化学博士学位。为了报答母校金陵女子大学的培育，她把自己的余生全部奉献给了这所学校，奉献给了中国的女子教育事业。
金陵女子大学“厚生”的校训，曾经激励一届届女大学生惠及他人，亦厚自身，严莲韵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是上海滩商界巨子严筱舫的孙女，1924 年从金女大化学系毕业后，她放弃了富家千金的生活，选择到安徽怀远女子中学任教，就是为了践行“厚生”的校训。
严莲韵有个妹妹叫严幼韵，是笔者所在的复旦大学的首批女生之一，1927 年她从沪江大学转入复旦商科，开着牌号“84”的自备轿车去学校上课，轰动一时，仰慕她的男生戏称她是“爱的花”（英语 Eighty Four 的沪语谐音）。严幼韵大学毕业后，嫁给了外交官杨光泩。1942 年 4 月，时任中国驻马尼拉总领事的杨光泩与另外 7 位中国外交官被日军杀害，从小锦衣玉食的严幼韵和她的三个孩子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但她没有被残酷的命运击倒，还挺身而出照顾另外 7 位外交官的妻儿。她们在马尼拉种菜、养猪、自己做酱油、肥皂，互相帮助，共度难关。战后，她辗转带着孩子去了美国，并当上了联合国的礼宾官，还遇上了生命中的第二个男人——著名外交家顾维钧。1905 年出生的严幼韵，与复旦同龄，至今健在，她在百岁时完成的自传《My Story》里处处洋溢着乐观与自信。
严莲韵、严幼韵和她们的姐姐严彩韵（著名营养学家）并称“严氏三姐妹”，在上海滩的名门闺秀，“宋氏三姐妹”显然比她们
的名头要响得多，她们在近代中国史上所绽放的光彩至今仍然炫目，她们的非凡才华与美貌，各种传奇太多人在传颂，此时此地，我更愿意把有限的篇幅留给另一位不幸的女性——毛福梅。虽然同为蒋介石的夫人，出身奉化富农家庭的毛福梅与留美归来的上海富商女儿宋美龄的命运简直有天壤之别。这位忧郁的弃妇，原本应该博取更多的同情，但在公众的视野中她是丑陋的、无知的、保守的旧式妇女，似乎活该被抛弃。人们也许并不知道，为了迎合丈夫，21 岁的毛福梅也曾到奉化城里就读女子学校，她为人稳重，富有同情心，深受女同学们的信赖。现代人可能也无法理解为什么 1927 年被休后，毛福梅仍然住在蒋家祖宅里，不吵不闹，有礼有节。有多少像毛福梅这样的女子，在新旧变革的时代和社会中无所适从；就好比近代中国提倡天足之后，那些解放脚的旧式缠足女子所经历的身与心的痛苦，无人有兴趣探知一样，她们是真正的历史的失语者。
激进的女权主义作家丁玲 1938 年“三八节”前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副刊上的《三八节有感》一文则讲出了另一批“失语
者”的心声，即便是在革命的圣地延安，“一个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还能牺牲自己的事业去作为一个贤妻良母的时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颂，但在十多年之后，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后’的悲剧。即使在今天以我一个女人去看，这些‘落后’分子，也实在不是一个可爱的女人。她们的皮肤在开始有折皱，头发在稀少，生活的疲惫夺取她们最后的一点爱娇。她们处于这样的悲运，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在旧的社会里，她们或许会被称为可怜、薄命，然而在今天，却是自作孽、活该。”这篇一针见血的杂文是丁玲日后半生坎坷的序幕，而七十多年前延安的女人们的无奈与不满，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仍然随处可见。至少在这一点看来，历史是轮回的。
本文尝试勾勒近代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的努力注定是挂一漏万，破绽百出的。正当我不知该如何收场之时，在微博上读到，今晚 CCTV《大师》节目报导的主角将是复旦的老校长、著名物理学家谢希德教授。谢校长不仅是杰出的物理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伟大的妻子和母亲，更是复旦女生心目中永远的偶像。记得读大学时，有一天早上，和死党一起去四教上课，在物理楼前看到了谢校长；两个小女生正在为这不期而遇激动得不知所措时，谢校长停下匆匆的脚步与素不相识的我俩攀谈。当年谢校长说了什么，我们回了什么，都已忘了，但至今想起那天早上的谢校长，那样的亲切，心里还是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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