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文辉，《利玛窦像》（Portrait of Mateeo Ricci , 1610），此画被认为是最早由中国人所绘的油画肖像。
1601 年 1 月 27 日，即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携献供的“本国土物”觐见已多年没有上朝理事的神宗皇帝。在诸多贡物中，利氏独独将一幅《天帝图像》和两幅《天帝母图像》列入奏疏之首，足见他对这些画像的重视与期望。不过万历帝对西画的兴趣却远不及一同呈贡的自鸣钟，只是稍稍瞥了一眼就命人将这几幅画锁入内府。尽管利氏既非艺术家，也不是第一个将西方美术作品带入中国的人，但因这次特殊的献供经历，他向来被认为是把西方美术传入中国的第一人。1610 年，利玛窦辞世，曾为其助手的游文辉修士创作了《利玛窦像》，这是最早由中国人所绘的油画肖像。
其后的数百年中，王至诚、马国贤、郎世宁、蒋友仁、艾启蒙等一批传教士画家陆续来到中国，他们为获取中国皇帝及权贵的信任任职于宫廷画院，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西方美术的传入：如马国贤首度将西方的铜版画技术传入中国；郎世宁则就透视法在中国的引进起了很大作用，他曾经在清宫教授中国学生油画，据记载其学生有斑达里沙、丁观鹏、戴越、沈源、林朝楷等十余人；王至诚、艾启蒙等主持建造了圆明园西洋楼。不过正如他们的称呼——“宫廷洋画家”一样，这些新奇的西方艺术技巧与理念往往只见于深宫，很难说对士大夫阶层有何影响，更别提普通百姓了。
毕业于英国皇家美术学院的英国画家钱纳利因躲避债务于 1825年来到澳门，并于此定居了 20 多年。他给中国留下的财富不仅是其新古典主义的卓越作品，更是在其影响与培养下的那些能够熟练掌握西方绘画的中国画家和画工，其中学生关乔昌的作品是如此接近西方的手法与趣味，令人甚至难以分清他与老师之间的区别。1840 年前，广州是中国唯一的通商口岸，西方旅行者来此通常会带回一些绘制于木板、甚或玻璃上的绘画图片，以使国内亲友了解异国风光与民俗，这些远销欧美的图画史称“外销画”，批量绘制图画的作坊也因此应运而生。在那些表现中国丝绸、茶叶生产、瓷器生产等主题的“外销画”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钱纳利及其学生们所留下的遗产——透视、明暗效果、树木的风格化处理等。
在帝国的东部，伴随着上海开埠，身怀“艺技”的西班牙传教士和意大利传教士范廷佐和马义谷来到这里，并于 1852 年在徐家汇设立工作室培养雕塑和绘画学徒，这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土山湾画馆。范廷佐主要教授素描和圆雕，而马义谷则在油画技术和颜料制作知识上提供了更多的范例，因此也被认为是“油画在上海的最早传播者”。土山湾画馆的教学科目涉及水彩、铅笔、钢笔、擦笔、木炭和油画，还临摹欧洲油画。作为前所未有的规模化的西画传授机构，土山湾画馆反映了近代西画东渐中的一种史无前例的传播形式——美术教育，其价值和意义，正如徐悲鸿所概括：“中国西洋画之摇篮”。
从利玛窦到郎世宁，从钱纳利到马义谷，这些最早来华的外国艺术家们推动了西画东渐的进程。不过，尽管已有许多本土画家多少吸收了西方绘画的影响，但普遍来说，19 世纪帝国主流阶层所激赏的还是传统文人画，“气韵”仍然是评判绘画最重要的标准，中国绘画独立自存的生态与体系尚未动摇。20 世纪以前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的影响，正如西方学者苏利文在《东西方美术交流》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不过是像大海上掠过的一阵轻风，在海面上掀起一阵涟漪便很快消失”，而那些最早来华的西方艺术家们，他们的历史也留下不少有如“沙子”般流失的历史之惑。（顾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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