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在中国

——那些艺术圈的外国人

“你是谁？你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外国人！每个人都是外国人。我在中国，中国也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双脚在哪，屋顶就在哪儿。”

张月｜文

梅丹理在青海湖

初次与这个老外见面，在云南大学里一个名曰“阳光”的书吧。春城冬日的早晨很暖，没有风，透明的阳光从窗口溜进来，洒在蓝白交织的扎染桌布上。桌子的一角整齐叠放着一沓手稿，属于我面前这位温和谦逊的大鼻子美国人。后来我才知道，那沓手稿中部分是等待批改的学生作业，他在这里教授英语系研究生的阅读课程。

他叫梅丹理（Denis MAIR），一个诗人，译介过严力、伊沙、麦城、北岛等人的诗，铁凝、王蒙、余华、蒲松龄等人小说，对早期的中国诗歌在海外的传播作出了贡献。“梅丹理”这名字是一位中文家教给取的，在他还在美国肯特州立大学读生物学的时候。一开始只是根据音译偶得，后来梅丹理发现自己很喜欢“丹理”这两个字的意思，一叫就叫了40 年。在梅丹理的生命中，有太多与中国相关的线索。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次来到中国算起，梅丹理辗转于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在中国的时间曲曲折折已有十几个年头，对中国的感情也复杂而深厚。

乍看之下，梅丹理身上似乎没有艺术家的那些“典型表征”：尖锐激烈、放浪形骸、狂狷不羁。他反而是温和而善谈的，说话时谦和的态度、腼腆的微笑，自然流露一番博雅之风。梅丹理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艺术家型学者，他并没有选择像哥哥那样，成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大学教授，而始终游离于学院与民间，在艺术与实证科学的交界上行走自己的人生。


“我要到中国文化的殿堂里面，与那里的博雅君子们进行对话。”

梅丹理在很小的时候就从父亲那儿知道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事儿：在一个叫做 China 的地方，人们会敲击手中的搪瓷盆，集体围堵林中飞舞的麻雀；学生们捐献出铁文具盒，妇女们捐出剪子和绣花针，为的是拿去给国家炼钢……七岁的时候，梅丹理看到《时代周刊》上一则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报道，一艘形似诺亚方舟的木船上人满为患，密密麻麻的卡通小人如金针菇一般菌集在船板上。不信仰上帝、人口多得无立锥之地、人们能做令人费解的神奇的事——这是梅丹理童年时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年长一点后，梅丹理开始阅读中国作家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等书，也接触到了老庄思想的哲学读本以及一些英译的东方诗歌。这些著作里所描绘的中国社会的人情世趣与儿时获取的中国印象形成了鲜明反差，令梅丹理非常疑惑，也因此对中国更为着迷。大学二年级时，梅丹理的母亲正处于癌症后期，与病痛挣扎的过程很漫长。从老庄的生死观中，梅丹理获得了某种安慰。他回忆说：“母亲最后一次入院，我感染了严重流感，也住进了医院。当我出院时，母亲却已去世。当时一个念头突然在我脑海里出现：我要读老庄和《论语》的原文！我还发了一个愿：将来要到中国文化的殿堂里面，与那里的博雅君子们进行对话。”梅丹理反复勾勒着这个神秘而辽远的东方国家的脑海图景，就这么漂洋过海地来了。

梅丹理曾深居台湾与美国的寺庙之中与遁世的佛、道隐修者一同习经辩法，度过了将近五年的时光。他从佛教的道理中获得了一颗现世的慈悲心，甚至习染上了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独有的忧国忧民情怀。在《立清，我嫂》的诗文中，写到了苦读的“近代的国难史”。梅丹理更愿意用“辛酸”一词来概括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国的情感体验。中国是一个太古老、深沉的国度，历尽跌宕、饱受磨难。然而，忍耐与容纳的自我限制在现实中却是极为悲壮的，尤其在极权主义、现代主义、后资本主义导致的社会发展失衡、浮躁的当下，中国传统的容忍的价值观不断受到挤兑和挑战，出路似乎愈发艰难……诸如此类的内心冲突一度在梅丹理脑中纠结成许多疙瘩，正如他写道，“道家的理念在我的脑中无奈地变成一锅粥，学来的那套东方的东西无处发挥而如云飘逝，但我觉得一种人生观被扭曲时你就会再一次地爱上它”。后来梅丹理终于寻得一种自我和解的方式，把这些疙瘩作为内心财富来接受。借用佛教中的“广长舌”一语，自然中的生灵是巨大的布满味蕾的舌头，品尝自然世界的一切滋味。这些味道是整个人类集体需要共同体尝的，因此人们不用感到遗憾。梅丹理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伏藏的特性，不霸道张扬、不铺天盖地而来，正如《易经》中“乾”卦的象辞，潜龙勿用，在自我整合的漫长岁月中蓄势待发。


梅丹理个人译作及诗集样本 张月｜摄


“我是一枚白皮黄瓤的伊丽莎白瓜。”

1990 年，梅丹理与朦胧诗派代表诗人严力在美国初次相遇，此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2005 年，在严力上海的居所——一座有着透明玻璃屋顶的暖房里，梅丹理与严力二人每日习书讨论，逐句斟酌，专注在英文诗的创作与翻译工作中。翌年，梅丹理的个人诗集《木刻里的人》（中文版）由美国惠特曼出版社出版。梅丹理还翻译过朱朱的《艺术批评中的艺术家》。在译者梅丹理与作者朱朱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份心灵默契，他们总能对作品达成一致见解。梅丹理十分珍爱朱朱的作品，他解释说，朱朱善于用人们容易接受的朴素而生动的语言来传达深刻甚至抽象的艺术感受。“缘分让我有更多机会翻译朱朱的作品，他是中国的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


梅丹理的诗歌和正在朗读这诗歌的他影子   小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