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在中国

——那些艺术圈的外国人

“你是谁？你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外国人！每个人都是外国人。我在中国，中国也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双脚在哪，屋顶就在哪儿。”

张小船 | 文 林载春 | 图片提供


林载春和非洲灰鹦鹉，2008

林载春（LIM Tzay Chuen）是谁？
专题采访名单中主编补充道：林载春，曹斐老公，很好的新加坡艺术家。
ARTLINKART 数据库中，关于林载春的介绍只一句话：一位艺术家。
刚去世的娃娃（任兰）曾在博客中调侃，嫁人当如林载春。
曹斐说，林载春作品的一贯风格：最终形态往往是微妙甚至不可见的。
Kate Fowle，一位英国女策展人说，林载春是一个着重创作过程的艺术家，计划行进的过程就是他的作品本身。此中有对话和理念的激发。林所提出的、启动的计划就像投入水中的石子，激起层层涟漪。
吉隆坡评论家蔡长璜说，林载春也许只是提出一项献议，例如：对展览手册上的图测进行更动，在现成的画廊空间添加一道自动门，抑或，从一公里外的射击场向画廊玻璃窗开一枪，等等等等，这些“艺术行动”好像表达了什么（又好像没有表达什么），大家似懂非懂，极可能视而不见；表面看来是无稽的，甚至是戏谑而琐碎的语言策略，实非一种常态下的审美态势（aesthetic gesture），以致任何解读都可能沦为错读。

而在林载春早期作品出版物《A Work》的结尾，他这样自我介绍：“生于 1972 年，生活和工作于新加坡，觉得自己更像一个糟糕的推销员。对林载春而言，理想的工作状态应是《低俗小说》中 Wolf 先生和《2001：太空漫游》中超智能电脑 Hal 的交集。”


“默默无闻”Mr. Cao

林载春几乎不接受媒体采访，当年往 798 的尤伦斯（UCCA）放一百只蜘蛛的那个群展，林也是唯一没有受访的艺术家，策展人 Kate 不得不临时替代他，而谷歌上关于他的内容也屈指可数。之前几个场合见林都是以某某家属身份“妇唱夫随”、呵护其后，从来微笑不语，低调神秘。这次采访，我一掏出录音笔，林便悄悄把它藏了起来，笑眯眯地看着我……我并没有任何反对的理由，我更是“我”而非“记者”。也好，能记下“只言”便得“只言”，兴许就是林的 key words；又或者，逃逸的那部分才是他，岂非更好。

林载春的太太曹斐是当代艺术圈明星，声名远播，同为艺术家却显然更为“默默无闻”的他对此却泰然自若，还戏谑道：“她主外，我主内。”据说有一次夫妇俩去看曹斐某展，一陌生人上前握住林的手热情道：曹斐先生！“也没错，我的确是曹斐的先生，Mr. Cao。”

这个“Mr. Cao”在尤伦斯放蜘蛛时，曹斐就曾一身红色运动衣陪伴左右。一起生活后，林载春对作品细节的极致要求也会不经意流露：水温、室内湿度都要保持精确，出门会为她多带件外套……那些古灵精怪的鬼点子落入日常便是十足浪漫：曹斐有次做饭时发现冰箱肉盒上贴着个便笺条，上书“love u”。这样的迷你情书还藏在各种角落：“去国外做展时，他会半夜把一个纸片放进行李箱，等我到国外时偶然发现”。曹斐还在博客上晒过孕期食谱，丰盛且“南方”：银雪鱼、紫菜寿司卷、番茄洋葱蛋烩鲜肉、咖喱鸡翅、印度烤饼、凉拌茄子泥、冰糖红枣燕窝、木瓜牛奶冰糖燕窝……当然，“厨师：孩子他爸”。


捣蛋鬼创造世界

林载春祖籍海南岛，是从爷爷那辈移民去了南洋，其父是新加坡活跃的戏剧、电影导演、作家。林载春自小有阅读障碍，为了应付各门考试、保证最低限度三门及格，他发明了多种作弊法（其中最为独特的是肥皂作弊法），勉强念到 15 岁中三后辍学进入社会，期间打过各种零工。18 岁那年他在新加坡南洋美专开始攻读传统雕塑，此后入军队服役两年半，90 年代中正计划考取中央美院雕塑系时，却收到被墨尔本皇家艺术学院破格录取的通知，由此接触到了当代艺术。在过去林学习的传统雕塑与当代艺术的思考模式转变与碰撞之间，头一两年几乎要崩溃，后来他开始做许多不同的尝试，如在舞台戏剧创作中做表演装置（performance installation）、声音装置（sound installation）；又如与日本舞踏表演者合作，舞踏所强调的“身体的不存在性”让林开始重新感知人与事物、人与空间之间的微妙关系。1998 年，林载春从墨尔本毕业回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展览空间和当代艺术观众的缺乏，他开始把街头当作实验场所，把路人纳入为作品的一部分，而自己却成为观众。


《MIKE》，第 51 届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MIKE , Singapore Pavilion at 51st Venice Biennale, 2005）

林载春最著名的作品应该是那个未实现的“把鱼尾狮搬去威尼斯”（MIKE ，2005），此作品原计划将新加坡的标志性雕塑“鱼尾狮”（Merlion）搬运到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展期为 6 个月。这一要求最后被新加坡政府拒绝。林载春在接下来的谈判过程中并不妥协，最终被通过的却是另一个恶作剧式的反讽：那届威尼斯双年展新加坡馆几乎处于“空置”状态，除了两个巨型奢华的公共厕所吸引到无数观众前来使用（众所周知，威尼斯双年展展场浩大却很难找到公共卫生间）。林载春还在展馆门前竖了一块印有鱼尾狮侧面剪影的牌子，背面写了“我本想把 Mike 带来，那个重 80 吨的鱼尾狮雕像。”当这个提案被否决时，林并没有接受复制一座等尺寸鱼尾狮去威尼斯的折中方案，他坚持计划必须依循它原有的方式执行，这正是这一计划的价值所在。如 Kate 所说，《MIKE》其实是一个关于信念的计划。像“鱼尾狮”这样未实现（unrealized）、遭拒绝的林式作品方案还有很多，例如 1999－2003 年，他提案把竖立在新加坡大华银行门前的达利作品《向牛顿致敬》雕像移动一米或原地向左旋转 10 厘米；2004 年，在侯瀚如策划的“白夜”计划中，林构想在巴黎上空制造一场混合了催情剂的人工降雨，令整个“浪漫之都”情意绵绵；2005 年，他计划将光州双年展展厅的楼梯移去其中一级，并在展厅连接处的斜坡上加一级阶梯；2006 年，纽西兰 Scape 双年展，他计划买一套专业的国际奥林匹克撑杆跳体育器械通过国际快运公司赠送当地监狱长……尽管这些匪夷所思的方案令林载春颇受争议，但艺术家所激发的讨论也构成了其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林载春最近的一个作品——同样“无厘头”却跟它的名字一样令人“回味”，在韩国白南准艺术中心刚结束的一个名为《捣蛋鬼创造世界》（Trickster makes this world ）的群展中，林找了一个厨师在展厅背面炸鸡块，油腻腻的炸鸡味通过改装后的抽风机弥漫在整个艺术中心内，观众在美术馆闻到炸鸡气味后，大部分人条件反射地产生一种不悦感，觉得哪里出错但又难以言说。林载春说：在美术馆空间，人们认为闻到咖啡味才是“对的”。而作品标题《吮指回味》（Finger Licking Good ）——肯德基的广告语，又是一次林式捣蛋。如今“观念艺术”这样的标签已足够令人厌倦，但林载春的作品又的确极为“观念”，他总是在对某个现实情境作出微妙地反应与改变，微妙到有时甚至是“见，但并不可见”。而观众能否了解他的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日常生活的细微处引发人们去思考、去好奇：每天走过的路、身体对之产生的感应、习以为常的东西、规则…… 所谓微观叙事，以及如何从微处切入颠覆社会常识，从而去搅浑上层权力系统，挑战也是拓展系统和观众对广义艺术的理解边际。




左：《ALTER #16》作品方案，巴黎“白夜”计划（ALTER # 16 , Proposal, Nuit Blanche, Paris, 2004）
右：光州双年展作品方案（Gwangju Biennale, Proposal, 2002）


尤伦斯的 100 只蜘蛛和箭厂胡同的一罐巧克力酱

在北京林载春只做过两个项目，都很典型。2008 年 4 月在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包括展厅、办公室、厕所、接待处、餐厅、艺术商店、楼道等在内的）整个空间释放 100 只中华狼蛛，它们会在这里栖息、繁衍、漫步；在接待处的一根黑柱子上贴一枚小小贴纸——它和你在文具店看到的小贴纸没有区别，上面有《猫和老鼠》动画片里的角色杰瑞（Jerry）和史掰（Spike）——如果贴纸被撕去，便需要工作人员用全站仪（一种精密工程测量仪器）按原先设置的定位数据在远处重贴一枚。这两个作品在当时曾引发热议。项目合同上约定五年，如今，蜘蛛们早已踪影全无，也再不会有人记起是否还有一枚贴纸完好地贴在某处。当时相关的纪录照片，或许是唯一可以证明这个作品曾存在的证据。在当时这个作品也几乎是不可见的，但事实上又的确存在——所以这全在于你如何观察和看待它们。策展人 Kate 说，相比那些我们处理过的大型而贵重的作品，蜘蛛和贴纸显得非常谦卑。林也许想带来这样一种启发，让你开始思考不同程度的承诺与义务，例如保持一个系统的持续运行。而在机构所承担这一义务的过程中，你可能并非一直在做一些大事，而需要照看不同的细节，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正是从这些细节中慢慢生发的。”

另一个作品出现在去年夏天由陈劭雄、姚嘉善策划的箭厂空间《就在拐角》（Just Around the Corner ）群展中。蔡国强有个作品叫《把马可·波罗遗忘的东西带回威尼斯》（威尼斯双年展，1995），将一艘装有中草药自动贩卖机的中国渔船从泉州驶入威尼斯。像是某种调侃、意义的消解，林载春把一罐意大利著名榛子巧克力酱“nutella”（在大陆叫“能多益”）赠与北京国子监街箭厂胡同内的一间大饼切面店——把蔡国强遗忘的东西带回中国。将街头和环境视为艺术创作的现场，林载春的作品多与当地的空间环境发生关系。一罐巨大的进口巧克力酱，出现在老北京胡同的大饼店，有点古怪又似乎自然不过，又一件藏于日常生活之中的“作品”、不像作品的作品、“活”的作品。林说“我不希望大众诉诸一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来观赏我的作品，即假定了这就是一件‘艺术（品）’。”据说卖大饼的阿姨吃了很喜欢，我听了也喜欢。


北京太大，像个消音器；我爱新加坡，但它不爱我

“来北京是因为爱情吗？”

“我一直想要训练一只非洲灰鹦鹉，让它在美术馆大厅唱蒂娜·透纳（Tina Turner）的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与爱何关》）。”

没错，来北京是因为爱情。

来自热带岛国的林载春肯定不会喜欢北京的气候，当他告诉我家里有六个加湿器、三个空气过滤器，并摆满亚热带植物时，我还是吃了一惊。室内温度和食物都是南方的，带孩子的阿姨也是南方的，林将整个南方系统移植到了北京，在 16 层公寓楼里营造了一个他的南国。这么惬意，自然任谁都不愿出门了，况且林不喝酒，就像中国艺术家们不喝咖啡。
“那你在北京每天都干嘛呀？”“琴棋书画。”林载春狡黠一笑。

玩笑归玩笑，谈到在北京的创作，林点燃一根烟：“离开自己的国家，学会平静。在异乡少了创作的冲动，这并不坏，年轻时有太多东西需要证明，现在年近四十，反而对一切淡然。”但北京毕竟还是“年轻”，整座城市喧嚣蓬勃，不停地想要发出声响、更大的声响，然而发出的声音又很快消失，被新的声音覆盖、吞没，城市像个消音器。外国艺术家在京生存状况也没有想象中轻易，北京通常只关注中国艺术家或被贴了“中国”标签的作品，当代艺术也都被商业化了。北京太大，混乱庞杂（当然也是其生命力所在），一切都在建设中，新加坡则小而有序，是一个成熟、稳定型社会，林载春感兴趣的是它严谨秩序外的空隙。但说到对故乡的感情，林载春竟是又爱又恨：“我爱它，但它更爱老外”。林认为新加坡的艺术文化政策对国家而言看似有效，可结果是会扼杀了创作上丰富的可能性，政府判断文化意义上的成功与否是根据大众的受悦程度及其被成功产业化的可行性，而一个连文化都要符合新加坡一贯的商业精神的国家，就应该被质疑了。林说目前跟机构合作全凭喜欢与否，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现在林大概一年半载会携妻儿回去一次，但回到南方肯定会在未来计划之中。

采访过程中若遇到不能确定的说法，林载春会跟曹斐讨论更为准确的表达，用的竟是粤语。“你还会粤语？”“我三姐很喜欢梅艳芳，老看她的 MTV 就学会了。”“那你们平时用粤语交谈吗？” “遇到懂普通话和英语的外人，我们就用粤语，如果他们懂粤语和普通话，我们就用英语，三种语言都会的人，我们用眼神。”北京冬日的阳光下，林的微笑又狡黠又温暖，让我再次想起那句“嫁人当如林载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