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在中国

——那些艺术圈的外国人

“你是谁？你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外国人！每个人都是外国人。我在中国，中国也是我的世界的一部分，双脚在哪，屋顶就在哪儿。”

BOAT｜文、摄


Michael EDDY（麦可·埃堤），加拿大男孩，我曾经的同事，古灵精怪的创作者


“习惯这里的天气了吗？”“不，这只是生存的问题。”

Michael 还记得第一次来中国的情景。从日本大阪坐渡轮过来，早晨醒来，走到甲板上看到光线的颜色跟前一天在日本时完全不同了。等船靠岸，发现黄浦江难以置信得拥挤，所有东西看起来都是褐色的，有无数小船挤在岸边。后来他上了一班去南方的火车，去看望在深圳住了两年的姐姐。那次游历之后 Michael 就病了，他当时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地方。两年多前，在法兰克福的艺术学校 Staedelschule 毕业后，Michael 就被活跃在国际艺术界的维他命艺术空间邀请来北京参与他们的一个新项目“这个店”。“我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

自从离开老家 Halifax（加拿大）后，Michael 陆续生活在法兰克福、札幌和北京，六年中只回去过两次。“我当然想家，想家里的种种。一个人也许会在异乡寻求这些所想，在新的处所设法重建那些熟悉的东西。但要知道，真正融入‘此地’也十分重要，人不可将置身之地单纯地变成家的复制品，以此为慰。”Michael 说不知道会在北京呆多久，他一直是个有点“悬而未决”的人，寻找并等待某些启示。“还能去什么地方”这样的问题也萦绕他多年，而这的确是个非常讨厌甚至有点陈词滥调的问题了。当然，反过来想这也是某种多数人并不拥有的特权（尤其对中国人来说）。“我生活在这里。我不想把‘外国人’这个身份浪漫化。”

这两年，Michael 已经搬了 3 次家（第一次被迫搬家的经历还被转化为作品《光华里》），“这并不好玩”；也认识了一些中国朋友，但也许还谈不上亲密，“我总跟我的邻居说‘你好！’、‘吃了吗？’、‘再见！’……”总之在北京的第一年特别难熬，孤独甚至抑郁，所幸一年后 Michael 的女友植村绘美（Emi）从北海道来到了北京。两人都是素食主义者，喜欢做饭，很注意所吃食物，这使他们实践的一部分。因为曾和绘美一起在北海道的家乡生活，Michael 的英语带上了“口音”，还被老家的朋友笑话为“ESL”（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英语非母语）。


“北京的艺术圈，我试图不卷入其中，他们太远了！”

两年后 Michael 离开了作为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艺术机构的维他命，也许独立而自由的创作更符合这个青年艺术家的节奏。因为过去两年生活与工作的所限，Michael 用某种与生活空间相关联的方法进行创作，包括拍照、写作、纸作为媒介的创作、画画、读书、田野录音、编辑、策划、讨论等，那些不需要太多空间的随处可做的小实践，也因此跟日常息息相关。我们也许可以称之为：社会艺术家。现在 Michael 有了更大的，或者说不同的空间，因此也会尝试不同的方式去创作。他最近想要做的包括：建立一个广播电台，录制一场风筝歌剧，把他的另外两个合作者（KNOWLES EDDY KNOWLES 艺术小组）带来中国，完成两个文本创作，做一些独立出版物。“是的，我的创作与中国相关，但我得说我的灵感更多地来自于物质、具体的材料，以及我每天在日常中所见的一些小创造，远远多过那些文化中的大景观或大思想。我从摄影中获得的经验令我警觉，应该以我自身的经验去带入创作情境。不过，通过观察中国来观察世界，这是可能的。”

Michael 最关心的是关于自己是如何消费和生活的，他试着对此保持清醒，并认为这跟艺术实践非常相关。“这很难，但如果绘美不在这里，一切将更难。我们彼此支持，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让我们看看今年会怎样！”对于新的创作环境、状态，以及随之而来的可能性，Michael 显然很兴奋。


这是 Michael 在这只中国茶壶上的第三个展览。每月一次。茶壶从他前房东那得来，盖上的小圆头磕了，他在上面安了个木柄作为作品的支架。让人想起小沢刚用牛奶箱做的《茄子画廊》（New Nasubi Gallery ）和小汉斯那两三英寸大小的金属框《纳米博物馆》（Nanomuseum ）。


Michael 的一天

10:00
Michael 穿过去几条胡同去家作坊的工作室“上班”，他很喜欢自行车，曾骑车环加拿大旅行。




11:00
Michael 因地制宜为工作室自制的高脚椅。




14:00
北京的冬天，天气特别好。Michael 正在读《轶事性的偶然地形》（An Anecdoted Topography of Chance ），每天下午休息时他就坐在这个位置看书晒太阳。




16:00
Michael 正在自制一个丝网印刷的盒子，用来为几天后的家作坊乔迁派对和“北二条小报”的开印做准备。




18:00
Michael 的女友，来自日本的绘美（Emi UEMURA）姑娘为家作坊劳动了一天的同志们做的大锅饭。




20:00
Michael 和绘美回到寿比胡同的温馨小家。

 


 Michael 在中国的创作与实践

编者按：这件作品包括近两百张照片以及一些与之相关的文本，从未公开，并依然在继续之中。相比纯粹的摄影作品，Michael 更愿意称它为“一个视觉报告行为”，在四月的时候他将在北京的 CU 空间做一系列关于这个作品的视觉报告。

它属于 Michael 对身处之境的一种体验、观察与追问，尤其当他自己也曾属于这情境（context）的一个部分时，这种追问是非常具体的。如 Michael 自己说的，这件作品大概是关于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一个探讨：他作为一个外地（国）人在出租屋中的生活，以及窗外所发生的一切——这两者怎样汇集。

尽管，城市拆迁这个话题不管对于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早已不过是个符号式的陈腔滥调，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的现实。像Michael 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回应他的：“很抱歉，但这已不是新闻。”


中国声音研究（Sound Research of China，2009）

这是 2009 年末 Michael 跟北京的李增辉（声音艺术家）、康赫（作家、剧场导演）合作的声音项目，为期一个月，之后去澳洲参加了一个展。它更像一个声音剧，包括了好几个片段，分别由三个艺术家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比如国贸桥下、王府井、火车站……）跟踪并质疑我们所定义的“具有中国生活气息”的声音，以及这些声音与生活的关系。Michael 用录音笔，李增辉用磁带式录音机，康赫用 iphone。一般都是三个人一起去录，有时也分头行动，然后一起讨论，讨论也是这个项目的一部分。三个艺术家不同的工作方向：视觉、语言、声音，使这些声音具备各种层次。Michael竟然把录下的吐痰声命名为《北京卡布奇诺》（Beijing Cappuccino ），因为那与做卡布奇诺时的打奶泡的声音很像。

欢乐读者俱乐部（Happy Friends Reading Club，2008- ongoing）

Michael 的工作一直跟文本、语言行为等密切相关。2008 年底在北京开始的“欢乐读者俱乐部”项目是六年来他在不同地方的读书活动的延续。世界各地有很多团体都是基于共同兴趣的文本、读物、讨论、辩论、自修……在中国，这样的实践也并不少见。虽然存在着语言问题，这个在两年中进行过二十多次的读书会，邀请对跨学科（艺术、政治、哲学、文学）阅读和讨论感兴趣的人一起来决定议题及相关阅读文本的推荐，比如大卫·哈维的《后现代性状况》。阅读后大家会讨论和分享彼此的想法。读书会的语言目前主要是英语，但 Michael 认为，翻译问题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惊喜。（BOAT |采访 谭昉莹 | 译）




《光华里》（Guanghuali , photography, 2008- ongoing）

“我在北京的第一个住所，光华里，它在市中心繁华商业区的背面，靠近秀水街和长安大街。2008 年 12 月我搬到那儿，2009 年 5 月被迫搬离。一开始租这房子的时候，房东就允诺租期灵活，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房子什么时候会拆。高强度的拆迁从早春就开始了，但整个摧毁过程其实已断断续续进行了好几年了。”

2009 年春节前夜，我正在小区院里拍照。一群年轻人经过，并邀请我去他们住的地方。我们上了附近一幢楼的黑色楼梯后，进入一间塞满了高低铺的出租屋。他们请我坐下，递给我一杯又一杯的可口可乐。他们都是在秀水街工作的“新北京人”，进进出出地整理着行李，当晚他们将乘上开往东北老家的火车。这间屋比我一个人住的房子还小，里面挤了起码 12个人。直到肚子里再也装不下可乐，我拿着满满的杯子离开了。那杯可乐至今在我窗边。




院子里居民的横幅呼吁当地政府停止拆迁。一个邻居向我解释了标语的含义和一些情况：“朝阳区政府和房屋管理局滥用职权，以教育为借口征用土地，打造中央商务区（CBD）”我有一个 79 岁高龄的邻居，是个老革命，他在这儿已住了 40 年，这片住宅曾是《人民日报》的单位宿舍。现在他不得不被迫离开，以使隔壁的私立学校把这里夷为平地后再扩建一个运动场。我的邻居让我联系一些外籍媒体朋友来揭露这个件事。我给《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的朋友发了消息，得到的回应是：很抱歉，这已不是新闻。



“I hate you!”（我恨你）——有一天我听到窗外传来一句英语的咒骂声，我心想是不是在对我说呢，因为我大概是这儿唯一能听懂这话的人。我往外看了一眼，发现并没有人。过了一会儿，我看到一场骚乱：隔壁楼的一个男孩正在大院里点燃竹梯，保安提着灭火器瞎喷一气，混乱的现场就这样被留下了。一天早上，我亲眼目睹了强迁。几百个士兵、警察一同把一个男人从他的房子里拖出，接着把他所有的东西装到一个卡车上，还砸坏了房子所有的门窗……

但故事显然并没有完。两年之后，这个房子依然存在。最近，我又看到我的邻居，并问了问“光华里”的情况。老先生已经搬到对街。





到最后，我已不知道我拍下的这些照片的内容是什么了。由于“不是新闻”，我想它们更多的是关于我在一个地方生活的过程。但也恰因如此，我发现它们不仅仅是照片，而是需要在漫长的时间中被解释、被酝酿及持续思考下去的——而这个需求，也许便是独自生活的结果。（Michael 自述 加佳 BOAT｜译）






植村绘美的便当

BOAT｜文 植村绘美｜图片提供


植村绘美（Emi UEMURA），Michael 的女友，来自日本北海道的小镇北见。记得第一次见到绘美是在 Michael 的 Skype 视频里，她跟我打招呼，还把电脑摄像头对准窗外的雪国。绘美既像小津电影里非常传统的日本姑娘，又莫可名状地带着点嬉皮味。与她相处，即便并不说话，只是看她切菜、和面，然后变戏法一般端出一碗热乎乎的面条给你，就足以令人获得某种力量。

在加拿大获得人类学学位后，绘美开始在加拿大、德国和日本做一些跟食物和围绕着食物的社会环境有关的小项目。两年前年她在日本一个独立农场学习了有机蔬菜的种植技术，去年年初到北京后，发起了一个持续进行中的“便当”项目。绘美尝试在北京市中心的商业区，给白领们配送午饭——手工制作的传统日式便当，每天限定5名，三个月共配送了 90份。便当由简单的日常食材：饭团、咸菜、蔬菜、豆腐等组成，放进竹筐里，筷子和包裹都可循环使用，包裹的布是请北京女裁缝用边角余料做的，还绣上了刺绣。随便当附赠的小册子上印了如何制作便当的图解，颇有点“授人以渔”之风，此外还印了艺术家朋友们提供的关于食物的画、诗歌等创作，以及 Michael 特别设计的餐巾纸。绘美有时会与这些买便当的白领们一起吃，聊些关于食物的话题并记录。今年春天，这个项目由 CBD 地区转移到了北新桥一带的胡同里，家作坊的“食堂”（厨房）也交由绘美来主持。开张前夜，绘美正兴致勃勃地实验着她的“姜汁二锅头”，我们都被这种迷惑人的烈酒给灌醉了。

除了便当项目，绘美还在京郊“小毛驴市民农园”租了一块地，春天来到，绘美又将开始新的播种与实验。她还与朋友发起了一项名为“集市”的有关食物和城市农业的项目，邀请当地种植天然、有机食物的农民分享产品，并交流有关宣传，包装，运输等方面的经验。其中包括“移动花园计划”——通过在泡沫塑料盒里栽培花草蔬菜，来示范非传统的食物种植、食用方式；以及“日历餐厅计划”——根据移动花园的蔬菜成长情况来决定什么时候营业，及提供什么食物，其中的时蔬全部由艺术家们亲自栽培与烹调。“集市”至今已举行过三届，除了农民市场，期间还组织了小型讨论、演示、行为和工作坊。看来，绘美将在新的语境下继续她关于食物的艺术实践与研究。

吃，是我们最普通也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但是今天，它变成一个省略了接触土地、收获、喂鸡、喂鸭等各种农事的自动消费——已经有人为我们做了这一切，同时，我们又抱怨食品安全、地沟油和毒牛奶，我们不只是这些问题的受害者，还是肇事者，因为我们长久以来对食物漠不关心。知道食物的成分很重要，你吃什么会影响你的身体和感觉，我希望通过我的食物项目，人们可以有小收获，为自己也为社会，自觉地吃。 —— 植村绘美


在农场的绘美


骑着自行车去送便当外卖的绘美


Fotini 的语言练习

Fotini Lazaridou-HATZIGOGA，希腊人，建筑师和研究员，常年往返于柏林和北京。她毕业于希腊亚里斯多德大学建筑师专业，随后在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建筑历史与理论的硕士学位。2006 年她与人合作创办了 PROGRAM，这个项目的初衷是为了将艺术与建筑融合，通过一系列的展览、讨论会、演讲、驻外实践和研究型调查等多种形式让我们对建筑的理解与建造变得更为多元化。Fotini 还参与各种包括运用录像、介入、调研、设计等方式进行的合作项目，探索我们是如何与他人及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的，这些关注令她加入到了“家作坊”这个项目，并把她不断带回北京。



左：Fotini 和她的小朋友张硕（英文名 Bobby）在柏林-北京的网上视频聊天中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命名这个物件”的练习。包括“书-book-shu”，“脚-foot-jiao”和“猴子-monkey-houzi”。无法用手臂和词汇表达的词语，他们就用身体表示，比如“单脚跳”，“放松地向后躺下”和“像行动迟缓的动物一样用手和脚走路”。
右：小经厂胡同的女孩子们教 Fotini 她的第一句中文 家作坊｜图片提供



 “速溶胡同”的彩色稻草席



“速溶胡同”艺术小组由意大利建筑师、艺术家 Marcella CAMPA 和 Stefano AVESANI 组成，从 2003 年开始他们就对中国的城市扩张及其转型感兴趣，2005 年，他们在国际杂志 Area 上合编了关于中国当代视觉艺术和建筑学的专刊。他们还曾以在北京和上海历史城区的双重协作项目在格拉斯哥获 Archiprix 奖。2005 年 10 月，两人移居中国并开始在北京的速溶胡同工作，“速溶胡同”（Instant Hutong）由此得名。

PAGLIONI 这个装置作品是在河北偏远山区人们的帮助下做成的一系列色彩缤纷的稻草席子，是速溶胡同正在进行的 120KM 项目（对于中国河北和山东的艺术及社会方面的地域研究）的一部分。整个项目关注于一个事实：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了 50% 的人口在城市或城镇中心居住。在中国传统的偏远山区，这种现象意味着一个快速发展的革命正在酝酿，城市产品大量涌入乡镇。政府最新颁布的五年计划包含了几个重要议题来帮助近来常被忽略的边远地区，要提高农民和农村人口的生活水平，但这样的政策很可能会颠覆整个以城镇为榜样的新消费至上主义相交集的农村文化。

“PAGLIONI 是意大利语，翻译过来听起来像是“非常大的稻草捆”。这个词并不常用，我们只是喜欢它的发音带来的惊喜。每年秋天，河北省各地农村的村民们都会搜集庄稼碎屑用来织稻草席子，预备冬天时给温室保暖。当知道我们的想法，村民们欢欣雀跃，很快就聚拢来帮我们将现场变成充满乐趣和分享的聚会。我们为他们编织好的草席涂上颜色，创作出特别的品种。当地农民将这些特别的席子用来给周边的塑料温室保暖，阻挡寒夜，给周围环境增添了色彩。”（谭昉莹｜译）


Marcella Campa & Stefano Avesani、Giulia Alberini, 《PAGLIONI》，装置，2010 速溶胡同 | 图片提供


飞雅的“偶遇区”




飞雅（Beatrice FERRARI）是个有着人类学背景的地理学家，目前是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正在北京研究“世界化进程”。她对探究北京是如何将具有世界规模的事物融入其中，而北京城市又是如何积极地影响世界其他城市的这一主题尤感兴趣。她的研究是探索人们在城市建设方面如何想象这个世界，如何建造这个世界以及如何使之形成的。


她一年中会去中国两三次，去年在北京呆了差不多五个月（通常呆得会比这短一点）。如果把她在中国的日子相加，她大约已经在中国呆了三年。飞雅想强调，当她 1998 年第一次作为一名高中交换生来到中国之后，她就会经常回来。最近飞雅正研究北京的“偶遇区”以及这些地方是怎样与创意及城市状态相联系的，在这里人们又是怎样与世界相联系的。对她来说“偶遇区”是那些能令我们对陌生之物变得熟悉的物体和场所。当你住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你便有机会目睹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偶遇及发现不同层面的各种东西。但有时偶遇区是关于“发现”的，有时又是关于交换。每个人都学到了某些东西。

为什么我们喜欢或厌恶一个城市？我们在都市生活中寻找什么？

妹妹：你以前还问我老家有没有明珠塔、博物馆。老家是没有，可是这些你也没有天天看到啊！你不过也是住在一个房子里面，连个孩子都不敢生。如果回了老家，房子又大，爸妈每天能做好饭等你回家吃，这么安逸的生活，你到现在还不后悔啊？
姐姐：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不想做井底之蛙。

我想以这段中国电视剧《蜗居》中姐妹俩的对话作为开始，它很好地表明了居民会对城市生活有着全然不同的期望。一些人在寻找更好的生活，另一些人追求物质的舒适。但有时，我们也寻找某些特殊气息来令自己发现一个新的世界，从而带来无限可能。我们总试图去发现那些让能我们与未知事物变得熟悉的物与地点。城市开启了未来，也以其限制性塑造了我们的体验。

那么，每个人都会有的期望是什么呢，他们是如何去实现这些期望的？而我们是如何对这外面的世界变得熟悉的，他们又是如何在不同层面上建立联系的？这些是我在研究中探询的东西。通过采访创意人群——艺术家、学者、企业家，还包括有创造力的老百姓——我尝试描绘北京的肖像。对每位受访者，我会画一张地图，关于他们在北京如何生活，他们对生活的期望，以及他们具体的现实生活。当然，这个城市通常并没有为他们提供这一切。（Boat｜编译 飞雅｜图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