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迎华，墨尔本大学艺术史博士候选人，现任北京中间美术馆馆长。她毕业于瑞典伦德大学马尔默艺术学院的批评研究硕士课程。她是《Frieze》艺术杂志特邀编辑，也是《展览主义者》编委会成员之一。2012 年她担任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评委，是第九届光州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2013 年，她担任意大利Museion 美术馆客座策展人，并获得泰特美术馆研究中心亚太计划的首个特邀研究学者奖金。她于 2012 年至 2015 年担任深圳 OCAT 艺术总监及首席策展人。她也是 2017 年美国艺术史研究机构协会（ARIAH）首届“东亚学者奖”的四位获奖者之一。她于2015 年担任光州亚洲文化基金会展览历史研究员，同时担任“失调的谐音：对于亚洲想象的批评性反思”巡回展的联合策展人。目前，她与艺术家刘鼎正在开展一个题为“从艺术的问题到立场的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回响”的研究，对叙述中国当代艺术的视角和方法论进行重新评估。
作为思考和实践的公共教育
在进入艺术机构之前，我并没有过多地思考过公共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个体工作者，我更多地还是在思考个体的工作与实践，思考自己工作和研究的小块领域。但是，在开展艺术机构实践后，从深圳 OCAT 到中间美术馆，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渐明确了一点，即公共教育是一个美术馆或者说艺术机构的一条腿。甚至可以说，它不是展览的辅助，而是与展览内容同样重要的构成部分。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经常会说，这个展览看不懂，那个作品看不懂。慢慢地我就意识到这个看不懂并不是艺术家或创作者的问题，而是一个很自然的情况。这中间需要一个中介，一个转译。转译不是说教，而是可以被思考的实践本身。所以，公共教育本身可以成为一个充满实践和想象潜质的领域。对我来说，公共教育与展厅或出版物一样，也是一个实践和想象的平台。落实到很具体的实践层面，公共教育有很基础的构成部分，如定期的导览、展签、语音导览，以及配合展览的出版物的编辑和制作。这都与公共教育如何沟通展览，如何表述展览有关。
我是一个边做边想边摸索的人，并不会一开始就有很大的构想或者很长远的蓝图。我到 OCAT 的时候，发现展厅的旁边有一个空置的仓库，放了很多书。我当时就觉得挺可惜的，因为它的主体是书。所以，我就邀请了当时在OCAT 驻地的年轻艺术家刘诗园为仓储的空间构思一个想法，将它改造成一个图书馆。我们希望由艺术家来思考这个问题，并帮助我们来实现这个想法。我们根据她的想法构建了后来的 OCAT 图书馆。这个图书馆成了一个既收藏我们这些书的地方，也定期举办演讲的平台。
从这个平台出发，我们在举行了一些定期或不定期的演讲和讨论活动之后，我又认为一个艺术机构可以展开的公共教育不应该只是局限在一个机构的物理空间里。所以，我们就把当时的演讲系列做成了一系列名为“OCAT 图书馆”的书。这是非常小的系列出版物，每一期都围绕一个艺术家的演讲或讨论活动。我们把演讲稿整理出来，再找一些与演讲相关的内容。这就像策划一个展览一样，形成一个对比、平行，或者形成某种对话、延展的关系，总之要让这些文本产生关系，甚至是互相竞争的想法。这些小册子是双语的，我们也邮寄给国内外许多的艺术机构和学院。
我把这系列书命名为“OCAT 图书馆”，由此把展开这样一些演讲活动的空间抽象化，使想法通过出版物到处流通。后来，我们也尝试让它脱离原有的空间，在北京举办了两次“OCAT 图书馆”的演讲。我当时的设想是“OCAT 图书馆”可以生长到各个地方去，围绕着某个想法，有合适的演讲者就可以举行。因此，我在思考公共教育的时候，并没有将它设定为很僵化的方式，而是一个美术馆或一个机构的一个翅膀，可以拓展美术馆和机构的物理空间。
自我教育和学科内部建设
近一两年，特别是到了中间美术馆之后，我对公共教育的想法又有了一些变化。一方面，面对不同层面的大众的公共教育项目会继续做下去，会丰富它，形成多角度和多层次的公教设计；但同时，我认识到同样显著的问题是很多艺术机构缺少自我教育。我们一直想要去教育别人，但我们在公共教育中也急需开展自我教育，自我知识的更新，自我专业化程度的提高。
所以，我们现在一部分经历和资源放在机构团队的专业化培养。我们开展了很多针对学科内部的演讲和学术活动。既有围绕展览或者展览中的话题邀请策展人、学者来做公共演讲或者研讨会，也有针对我们团队内部的培训。虽然这些培训听起来像是企业的内部员工培训，但我所邀请的是各行各业不同角色的人来讲他们的实践。这个想法也可以追溯到我和刘鼎最初做“小运动”的时候的一些认识。当时我们提出不同领域和角色的实践都是平等的实践。自我教育也是通过不同的人、不同的实践打开自己的视野。我们在中间美术馆里很大的一部分精力是花在自我教育上。这不会马上见效，但我相信，这慢慢地会在我们如何做对外教育，怎么来开展多种形式的公共教育上有所体现。
另外，在引进同事的时候，我们也非常注重背景的多样化，尽量实现学科的多样化。我觉得艺术专业的学习是可以通过内部的学习来补充的。每一个展览都是很好的学习机会，包括艺术家来到美术馆和你的互动，都是现场的学习。我定期安排我的所有同事去看展览，回来一起讨论交流。我们经常开会，不是行政性的开会，而是脑力激荡的会。我们也有微信群，所有人都在读书，每天都会有很多的沟通和碰撞。对一个专业机构人员的学术培训和发展应该被重视起来，这是后台的工作，也是基础的工作。
我也邀请艺术家来给我的同事们上课，已经进行了两三次了。另外，在卡塞尔文献展期间，我邀请几位去看过文献展的同仁，比如苏伟、贾淳、黄静远，包括我自己，在一起给同事们呈现了我们各自拍摄的作品图片，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所看到的和所思考的内容。我觉得艺术行业太多的人认为自己占据着一个专业者的角色。因此，做自我教育也是想要说明我自己的一个立场。太多在这个行业的人是不学习的，他们忘记了学习的重要性，进入了这个行业就觉得自己是特殊人才。我想要抹除这种光环，强调自我的意识，回到每个人的自我。
我之所以坚持在我领导的艺术机构中着重开展研究性的展览和专业化的公教活动，是因为期待有更多的公立机构能够做一些研究性的、专业化的、学科内部建设的工作。但在中国，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出现。学科内部的建设是十分微弱的。艺术领域的从业者很容易板起一副我是专家的面孔。虽然大家的确是这个领域中的专业人士，但这个领域内部是没有什么学科建设的。所以，做学术性的演讲，针对学科内部的工作进行研究、展开讨论，包括邀请其他领域出色的研究者和学者来参与讨论，展开演讲，都是为了要回到学科的建设本身。我们一方面有面对公众的面向，比如展厅和活动；但也有同等重要的面向是面对内部，这个内部包括学科的内部，机构的内部建设。我也注重我的同事们的专业诉求，推动他们发表论述、参加国际性的研讨会、去接受培训，去北京以外、中国以外的地方进行专业考察，拓展视野，同时回到美术馆讲述他们的经历，给每个人展示的平台。我们有点像个研究所，我希望每个成员都可以有自己所长的领域，并在这个平台上与美术馆一起成长。
中间美术馆目前在建立的研究部要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想要在美术馆内部建立起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我的同事们想读什么书，跟这个学科有关也好，或者相关学科的平行研究也好，可以列一个书单，美术馆来采购这些书。学者、艺术家也给我们推荐书，慢慢就形成一个跟我们的实践形成有机关系的思想库。此外，与我们发生关系的艺术家档案资料也会成为这个图书馆的一部分。
我觉得一个机构是可以既面向大众的，也同时面向学科的内部。我们就是在做这样的工作的建设，希望建立一个语境，一个公共，这个公共是学科内部的公共。在中国很必要强调学科的建设，因为学院里虽然有艺术管理的专业和课程，但那只是行政层面的培训，思想层面、实践层面几乎是没有的。
现在我对中间美术馆的一个构想，就是强调它是一个美术馆的同时也强调它是一所学院。在这里有很多类型和层次的教育可以发生，而不只是说我们去教育别人。在我们上一个“沙龙，沙龙”展览中，有几个学校的艺术史课程就在美术馆的展厅里开展。我希望美术馆也可以成为别人来开展教育实践的一个平台。图书馆建立起来之后，也可以来我们图书馆上课。所以，美术馆就像一个研究所一样，有工作、有实践，同时也在不断地学习和思考。
专业化与透明化
我对公共教育的几个想法，首先就是不要低估公众的智商，为了公共化而把内容简化、娱乐化。我相信，只要请到各个学科里研究比较出色的人，那他是有能力把学科的知识以既专业又能够让人听懂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另外，我也认为教育并不是想象对方能够接受什么，而是促成并参与一个过程。如果对方愿意来接受这些东西，那他慢慢地就能够形成自己的接受力和理解力。此外，我也相信专业化。在我设计的项目里，专业化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同时，我也相信机构的透明化。
其实，每次组织公教我都压力特别大。并不是怕美术馆来的人太少，而是对演讲者的责任问题。因为他生产了这个内容，作为生产者就有责任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内容。你不是内容的独占者。所以，我们更多地想要透明化，希望通过不同的方式把这些知识传播出去。
我认为，最好的方式都是最简单也最朴实的方式。把这些方式做实了，就会产生美学。合适的东西都很贴切，不是过度，也不萎缩。这个贴切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要对展览、展览里的作品、展览里的人有很好的了解。所以，我就想方设法地一方面保证来到机构的学者、艺术家、策展人的专业化；同时，机构的工作人员扮演的角色则是让工作透明化，也就是把我们怎么设想、怎么形塑机构的想法表达出去。同时，我们还会给演讲做一些总结，以另外的方式表述出来。这都是一个转译和透明化的过程。我认为公共化不能用观众多少来衡量，沟通很重要。的确应该有一些娱乐的，能够吸引更多人的活动，但这些活动可以在别的机构发生。就整个艺术生态来说，应该有不同层面的机构。观众想要非常学术的演讲和学科内部的讨论，他们知道自己可以去哪个机构；想要娱乐化的展览，也有地方可以去。
持续性与灵活性
我不是一个很会长远思考的人，但出于本能，我总觉得做一件事情应该有上下文。这就像在一个展览中展出一个艺术家的工作，不是像孤儿一样发生了这一次，而是需要一个语境，有前因后果，把故事娓娓地讲出来。所以，出版、演讲都是要一次两次地积累下来，才会看到这个事情的一个样貌，会连成一道线，而不只是零散的一些点。可以说，公教活动也是带有策展性质的，怎么把这几个事情组织在一起。做为公共教育的策展人，强调的是关联，与具体情境的关系。我希望能够引导我的同事们这样去思考。在一个展览中，甚至可以围绕一件作品来展开公教活动。这样一种工作应该是灵活的设想，是有宽度和想象力的。
我也经常从别的艺术机构那里受到启发和鼓舞。比如，我参加过上海外滩美术馆的两次演讲，这两次演讲相隔的时间很长。但在观众里有一位外滩美术馆公教活动的固定听众。她是一位老阿姨，不在艺术领域工作。这就提醒我不要低估任何人的理解力，或者任何领域的人对你这个行业了解的程度。这样的观众是很宝贵的。对我来说，我也希望我们美术馆能够培养出这样一些固定的、忠诚的群体。
我去中国美术馆的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导览者。我就希望我们美术馆也能慢慢建立起来这样一些导览者。他们会很耐心，也会对每件作品很投入地阐释和表达。我觉得一个机构应该容纳不同年龄层次的人。
另外，我觉得我们的经验非常固化和陈旧，需要一些撼动。我们一家今年夏天在纽约去了很多地方和展览，都是我们儿子在讲述给我们听。这很启发我，我想我们的展览是否也可以让更小的孩子用他们的视角来传递，而不是依赖于我们给他们的经验？他们的眼界，他们的基础，他们的角度，他们可以对一个展览有自己的解读，而不是我们照本宣科的把内容给他们。小孩有很多很直觉的感受，他们对知识的吸收也很强大，有很多趣闻会触动到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