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坦方 · 恺撒（Stefan Kaiser），布里吉特 · 乌尔美（Brigitte Ulmer）｜文 安德里 · 珀尔（Andri Pol）｜图 晏文玲｜译
总监与他的博物馆，萨穆尔 · 凯勒，2010 年
萨穆尔 · 凯勒（Samuel Keller），巴塞尔艺博会前任总监，2008 年起接任拜尔勒基金会（Foundation Beyeler）总监。从恩斯特 · 拜尔勒（Ernst Beyeler）（拜尔勒，1921 生于瑞士巴塞尔，2010 逝于瑞士里恩）那里，他学到的远不止艺术。
凯勒先生，您在巴塞尔艺博会供职期间，世界各地的职位聘约一定曾堆积如山。您为何偏偏选中了拜尔勒基金会？
我确实曾收到过众多的聘约，有艺术交易行业的，有画廊、拍卖行、大型活动和博物馆的，甚至还有跟艺术不怎么沾边的经理职位。不过，任巴塞尔艺博会总监期间，我完全无法设想在那之后我还会从事什么工作。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职业打算。我十分享受那份工作，但凡有职位邀约，我也都立刻婉言相拒。即便是现在的拜尔勒基金会，也不是我自己去求的职，而是他们来找的我……
是拜尔勒先生来找您的。你们之前在巴塞尔艺博会上已经有过密切合作了。
我们曾定期交流，一同商讨过巴塞尔艺博会、画廊以及艺术发展的有关事宜，还针对一些理念进行过探讨。有一次我们在美术馆吃午饭时，他突然对我说：“事不宜迟，我得跟你说点儿事。我打算物色我的继任者，我觉得你就是这个位置的不二人选！”我当时一时语塞，先是感谢了他对我的信任，并同他开玩笑说：“我还在琢磨那个将接替你的可怜鬼会是谁呢！结果现在倒好，你找上了我！”我还说，那会是份激动人心的工作，我希望能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情。对于这份邀约，我一开始的感觉确实就不错。不过，总还有些其他因素需要理智地考量一下。后来，我对他说，在巴塞尔艺博会，我还有些自己定下的目标尚未实现，还需要两三年的时间来达成这些目标，那之后再换工作比较妥当。他于是回答我说：“好的。你从现在起有两年时间。”
请问您同拜尔勒先生的关系如何？
在我主修艺术史的学生时代，他对我来说就是个英雄。他是另一个领域里遥不可及的大人物。我会去他的画廊，也许还会在艺博会他的展台旁问候他。但直到我开始在巴塞尔艺博会工作，我们之间才算开始了真正的对话；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很多年。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慢慢成长、靠近一棵绿荫如盖的大树的过程——他很善于经营这个过程。拜尔勒先生在业界是位老行家，你随时都可以去找他。但五十年来，他对每幅作品都精挑细选，艺术上的所有决策，甚至连作品如何悬挂这样的细节他都要负责到底。像他这么一位独家制造者，说放手，绝非易事。正因如此，我曾问自己，日复一日与他共事，会是怎样的场景。这就好像一场婚姻：婚后他还会是那个他吗？令我讶异的是：我们一直都在度蜜月。
萨穆尔 · 凯勒站在安东尼 · 塔皮埃斯（Antoni Tàpies）1964 年作品《黑色地貌见证（Relleu negre per a Documenta）》前
您从他那里学到了什么呢？
在巴塞尔，我再也没能认识第二位像他那样精致的人了。他魅力四射，待人又随和，与周围所有人为善。对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他都会拿出时间来倾听我诉说。这让我印象深刻。而在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上，他也总能如愿以偿——当然，他总是以一种十分悦人的方式。不过我想，这首先是人格力量在起作用，他拥有某种高贵的品格。
现在大家也都这么评价您……
可我不是拜尔勒先生。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是对品质的极致追求。他从不满足于现有品质。别人都觉得已经不错了的时候，他总是说：“还可以做得更好。”而且，他也总能提出相应的建议。再就是他的完美主义。有一次，巴塞尔艺博会开幕的时候，当时的艺博会总监叫住我，对我说，拜尔勒先生要见一下我们。我当时就想，肯定出大问题了，要不他不会在艺博会最关键的开幕当天放着几百万的画不卖，非要见组织者不可。他见到我们，对我们说：“天井里的这些植物水浇得太少了。”我们去查看了下情况，满足了他的要求。第二天，我们向他报告说；“您看见了吗？现在那些植物已经浇过水了。”然而他接着说道：“我看到了。可是这里还缺些长椅。”我们回答说：“餐厅里就有椅子可坐呀。”他说：“并不是所有的人想休息一下的时候都会有兴致去消费。”这就是拜尔勒先生。对他而言，细节与整体一样重要。所有的一切都要精确到位，一切都是有关联的，所有的一切都理应得到细节上的关注，维护和爱。
这种态度在如今的博物馆界和艺博会界中还有没有市场呢？
没有模仿对象，没有资产，没处在世界艺术中心，拜尔勒夫妇获得了超过六十年的成功。这不能不说与某些品格有一定的关联。二十多年来，我有幸能从近距离观察拜尔勒先生，而这种对品质的追求在我看来就是他工作中最突出的因素之一。这些价值现在依然行得通。从我开始在博物馆工作起，我就一直以这些价值为方向。
他对在迈阿密海滩（Miami Beach）举办的巴塞尔艺博会怎么看？
对他来说，那里应该更像是花花世界。
任巴塞尔艺博会总监期间，每当我碰见较大的构思上或战略上的问题，我总是跑去找他，我就是想知道他的意见。第一年的时候，我提议说：“我们很想在美国弄一个巴塞尔的姊妹艺博会，迈阿密会是个不错的地方。我们的构思是怎样怎样，风险有哪些，机遇又是什么。”拜尔勒先生思忖片刻，对我说：“我认为这是不会成功的。”而后，一阵沉默。我接着说：“我很高兴听到你这么说，因为你从前也对巴塞尔艺博会发表过同样的意见。”正如巴塞尔艺博会另一位创始人特鲁迪 · 布鲁克内（Trudi Bruckner）所描述的那样，当时拜尔勒先生就说：“我基本上不相信在巴塞尔搞艺博会能搞出个什么名堂。巴塞尔太小了。这简直就是要把高雅艺术搞庸俗。”直到他提出的条件大家完全接受，拜尔勒先生才同意举办巴塞尔艺博会。他提的条件是：完全的国际性，完整的开放性。这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为了保障品质，他设立了一个评审委员会来遴选参展者。对巴塞尔艺博会来说，直到今天，这些都还是它的中心要素，即品质和国际性。
他也给迈阿密开出条件了吗？
他说：“我虽然不相信这会是什么好主意，但我会支持你。我会在第一届上布置一个漂漂亮亮的展台。”他知道，我是想借他的大名来吸引参展者。第二年，他表示，如果没有拜尔勒的水准，他就不会去布置拜尔勒展台。也就是说，他更愿意把那个高额预算投入到画廊或博物馆中去。即便如此，他还是用一个小巧精致的展览项目继续对我们表示了支持。我们基本上没有看法不一致或发生争执的时候。至于说想要展出非洲、大洋洲和前哥伦布时代艺术的那个想法，他的反对也完全是有道理的。“赝品太多了”，他说，“对于艺博会来说，打开这扇门太复杂，也太危险了。”在其他诸如当代艺术和“艺术无限（Art Unlimited）”之类的主题上，拜尔勒先生并不是我最重要的商讨对象。在这些议题上，我会同艺术家和新锐画廊交流。他也想参与进来，并给我们提供了丁格力喷泉（Tinguely-Brunnen。译注：丁格力，1925－1991，瑞士艺术家）和詹姆斯 · 特瑞尔（James Turell）的一个光装置项目。
您在巴塞尔艺博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创新。拜尔勒先生同样也走这条路线吗？
拜尔勒先生一直在追求改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为人，他从不谈过去，而总是对接下来要发生的感兴趣。要是有人旅行归来，他总是问：“有什么新鲜事吗？”对于一切希望巴塞尔艺博会尝试新事物的提议，他从不说一个“不”字。他还很看重民主：“不能只有一个人或一小撮人做决定，必须考虑多方面的意见。从不同视角、不同国家看艺术，艺术就有不同的面貌，这一点必须得到尊重。”对他而言，只对艺术进行区域性或地方性的思考是不值得一提的。他就是那扇通往世界的大门。同时，他身上还带有一种巴塞尔特质，那就是谦逊。
他从没提过什么特殊要求吗？
从来没有。并且他对待艺术的方式并不是那种想要吸引眼球的方式，而是一种引导的方式。他从来不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作秀或打击别人，而总是在搭建桥梁。以前，好多东西我都不知道，可他从来没让我察觉到这点。
他怎么跟他的藏品共处？
他的办公室简直就是艺术和家具的混合体，他对待起这些来收放自如。他要开窗户时，就顺手把贾柯梅蒂的一尊雕塑推到一边，用它来卡住窗户。我们最开始去拜访他的时候，有一次，他正在跟一位重要的艺术商打电话，后来他直接叫我们进去，请我们坐到沙发上。那张沙发上摆着很多幅画，我们得小心翼翼地坐进去，坐到画与画的缝隙中。他讲完电话，便开始同我们交谈。几分钟后，他突然呆住了：“你们坐得不舒服吗？就因为这些画？”我生怕自己一动就碰坏了旁边一幅精贵的画作。他笑了，站起来，把那幅画立到壁炉旁。那可是一幅梵高的风景画啊！要是我一不小心踩到了，那可就毁了件文化遗产了。还不止，估计我还得世世代代还债，都不一定能偿清那损失。可对他而言，与艺术的关系就是那么自然而然，他对待艺术品就像对待孩子一样。
（全文见《艺术世界》2010年10月刊）
萨穆尔 · 凯勒在冬季花园：“这种能见度和透明度也应该在设计展览时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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