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京｜外交公寓12号 2017 年 4 月 23 日 ― 6 月 21 日 （栾志超｜文）“李永斌：温暖家庭”是外交公寓12 号自2015 年底创办以来的第六个展览。开幕当天的北京一派春日的美好景象：蓝天、暖阳、微风、花开。但这并不足以让我去想象此次展览的面貌：一来，我对艺术家的了解主要是他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影像系列创作《脸》；二来，基于对外交公寓12 号理念的了解，我无法猜测此次的公寓空间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对外交公寓12 号过往展览有所了解的话，一定会感慨其对艺术家及展览方案在要求上的苛刻——“我们的要求是结合空间内外的精神性和物理属性，具备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这样的要求一方面最大化地抹除了空间本身，空间在每次展览时都呈现为截然不同的面貌，观者不由自主地忘记空间本来的面貌（又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一个本来的空间）；另一方面又最大化地放大了空间本身，空间在每次展览时都彰显出不同的属性，每次的展览方案都在利用和结合空间的某个或某些属性。因此，观看每次新展都似乎是进入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全新公寓，但同时又可以通过艺术家展览方案对空间的改造而发现些以往不曾注意到的空间新特性。
因此，当我在这样一个春日的下午行至位于建国门外交公寓外的中国邮政北京分发处时，我便不由自主地回想起王友身在外交公寓12 号的展览——而在此前，这座小楼只是诸多楼宇、诸多办事处中的一个而已；当我看展时穿梭在公寓的各个房间中，我又想要去搜寻王鲁炎在这里做展时描画在墙角和门框上的痕迹。然而，在跨入“温暖家庭”现场的一瞬间，我又觉得自己仍然很可怕地低估了这样一个公寓空间的可能性。
这次的展览是策展人戢大卫通过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和艺术家直接交流沟通，由空间的各位负责人在现场制作实施的。空间的墙面上整个装饰上了蓝色底纹的粉红色花布，顶部中央悬挂着一个白色灯罩，西向的窗户挂着白色的纱帘，地面上躺着一尊与真人等大的“泥土人”。尽管并没有和策展人确认，但我仍然臆测在春日做这样一个展览并非巧合——展览开幕时分，微风轻拂纱帘；下午四点来钟绝佳的光线透过缝隙洒在墙面和地面上，形成一定的几何形状。自然的光线软化了水泥钢筋的现代建筑，让生长着小麦的“泥土人”也显得生机勃发。
在某种程度上，这次的展览与其说是李永斌上世纪九十年代作品的重新制作，不如说是艺术家和空间的合作创作。从耗时耗力的“泥土人”的提前制作到“泥土人”在形态上的变化，从在艺术家家中呈现尔后在《北京青年报》上登载展览方案到如今在公共空间中呈现尔后让观众亲临体验，这显然都不只是停留于重现一件过往作品。如果说重现是重复性的、文献性的，这次的展览则是创作性的、有新语境的；如果说在重现中，空间只是以载体的面貌而出现，在这次的展览中，空间显然从一开始就是主动且能动的。这也是和艺术家作品最初想法的契合——负责人、空间本身、参观者无一不在赋予地上那个穿着白衬衣，长着青色麦苗的“泥土人”以生命力。
在展览的现场，观众争相和“泥土人”并排躺在一起拍照，或是倚着布面装饰的墙面，望向窗外的北京。这是在艺术园区的商业画廊或美术馆里不可能有的体验。在外交公寓的门口，我遇到另外一位前来观展的同行，她说觉得外交公寓12 号看展的“体验特别好”。的确，在这里听不到太多理念，大多数时候都是彼此或者过往的故事；在这里也看不到太多工作的面孔，大多数时候大家都端着茶围坐着或是站在阳台上聊天。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春日，在这样一个被“温暖家庭”改造过的现场，一切都变得柔软和氤氲。但这并不意味着外交公寓12 号是一个浪漫化的存在，其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所孕育的最初的文化交流和前卫艺术本身就已经注定了其有厚度和深度的历史性。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再次以公寓的方式开启，则必然地提供了新的空间地理的可能性。如果说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的艺术村落和艺术园区勾勒了北京这座城市的艺术地图，尔后的十几二十年里则让这幅地图趋于固定化、权威化、符号化的话，外交公寓12 号的开启及其相关特定场域展览的实施则又让我们看到了改写空间地理的途径。在这里，记忆、历史、现实、机制、文献、话语都可以通过空间重塑。
从外交公寓12 号走出来，我发觉这样的观展体验对于一个行业工作者而言的确显得弥足珍贵。在工作以及生活在地理上趋于固定和程式化时，这样一个陌生化的契机所提供的线索要远大于我自己的想象。正是因此，外交公寓12号不是把自身放在商业画廊的对立面，也并未把自身塑造成机制外的乌托邦，而是积极地寻找历史与当下、机制与反思、重复与介入的弥合处，并在这些弥合处主动地实践，且邀请更多的人来体验，从而重建我们对艺术、空间的想象，以及对艺术生活的认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