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扔东西的人
中国广州｜时代美术馆
2017 年 1 月 8 日 - 2 月 19 日
展览现场图，时代美术馆｜图片提供 不要再阅读了——看！
（栾志超｜文）当历史学家哈利· 斯坦因（Harry Stein）选择了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 Memorial）开展自己的工作时，他原本是想要研究那里的文献资料。但是到了那里之后，他得到的第一条建议却是：“这里没什么可研究的。”在集中营围栏边立着的石碑上，刻着一句保罗·策兰（Paul Celan）的诗：“不要再阅读了——看！”（No more reading - Look!）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斯坦因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物品（如汤勺、锡罐、梳子，等等）在现世留下来的痕迹。 在“从不扔东西的人”的展览现场，我想起了这则故事。故事中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所提供的工作平台或者说环境，以及斯坦因随之在工作方法上所作出的改变——这样一种双向的彼此促动无疑同样在这场展览中表现出艺术层面的有效。如果说展览的介绍文字是知识性的，是阅读性的有关档案的话语的话，那么原本想要观看同样形态展览的观众则要大失所望了。尽管策展人是从这样一种形态的话语和思考出发的，但最终在展览的层面上却作出了视觉形态的表达。
这并不意味着智性话语在最终展览中的缺席，而意味着策展人在从思考转向实践的进程中就表达方式作出了怎样的转化。尽管从话语向视觉的转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在艺术这样一个再现领域进行工作的必须，但越来越多知识型的实践似乎正在消磨掉我们有关视觉空间的基本想象。因此，“从不扔东西的人”的展览现场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这种想象，还原了展厅空间的体积。
其实，在这个和档案相关的展览上放弃阅读并不困难。原因在于，我们在展览的现场几乎难以找寻到可供阅读的文献。耿建翌《肯定是他》以及《家——展览文档》中囊括了大量的证件、照片、表格，及其所提供的个体、历史和社会信息。这两件作品在空间设计上也采用有意为之的逼仄，强迫观众去进入这些细节——但是，除此之外，展出的作品几乎完全都是物质和视觉形态的。
展览现场图，时代美术馆｜图片提供
44 剧场的《不安的房间》构成了展览的入口。这件作品在现场搭建了一间类档案室，在展览期间聘请一位档案员执行接收、存档、评估、反馈等工作。因此，进入展览首先就意味着走进了一间档案室，进入了档案工作的现场。当然，仅仅将这里描述为对档案室的还原显然是不充分的。作为入口，其重要性更多地在于，它就档案及档案工作为观众所作出的提示——中介性。这件作品是现场少有的变动性的作品，从而也让“死”的档案活了起来，让观众从一开始观看展览就能够切实地感受到，仅仅当档案成为一种中介时——不管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还是现在与过去间的——档案才是真实存在的，而不只是以纸本或其他物质形态存在的关于某人或某事的已然就木的“记录”；档案也是变动不居的，而是随着参与其中的人以及当下这个时刻的属性而浮现、隐退，甚或改变自身叙事的。
这件作为展览入口的作品可以说是整个展览的缩微。展览的每一个角落都表现为这样一种视觉和存在的体积，彰显着档案的内在特性，膨胀着一股鲜活的气息，而非常规关于档案的死气沉沉的想象。邓国骞（Tang Kwok Hin）通过旧有的家庭物件、新制的媒介拼贴、网络的图像搜索，构建出他有关爷爷的记忆以及对于妹妹南希的想象；段建宇在绘画创作与文本书写的并行中通过图像和文字的双重想象构建出有关前辈艺术家以及绘画性和创作本身的反思，而横亘在其中的雕塑则又为这样的双重想象提供着空间的具体性，进而提示了创作本身在发生层面的具体性；叶建邦（Yip Kin Bon）用简单的撷取、遮蔽和变形提示作为事实依据的新闻档案在何种层面上是讲述与隐瞒、真相与欺骗的自我矛盾的复合体；刘窗用一个人身上的所有物品勾勒出某人的肖像和故事；罗智信（Luo Jr-Shin）的《漂流城市》（Water City）计划通过美术馆的设备、布展垃圾、展览残余物等等再现了艺术家身体在美术馆空间的直接感知，引发出美术馆完美白盒子背后岌岌可危的脆弱与不安；杨圆圆根据一本老相册用脚步和镜头重新勾勒了重庆这座城市的地理及空间变迁中的历史与现在。
什么可以成为档案，我们要如何和档案发生关系，“从不扔东西的人”用“东西”在空间中搭建出关于这些思考的视觉答案。在展览中，档案从个别的单个叙事转变成在展厅中联动的档案机器，填充着展厅的空间体积。这个档案机器不是在文本、知识的层面上运作，而是一个以感知的逻辑与节奏来而运作的视觉机器。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展览所讨论的档案是现象学的档案，其切入档案的方式也是现象学的——看。展览中的档案和记忆及叙事相关，但记忆和叙事并非这里的全部。不管是展览中艺术家的工作方式，还是策展人在展览中的工作方式，都将主体在当下对对象的介入，将过去和现在融贯了起来。在这个层面上，这个展览所描述的档案同样还是关系学的，和展览的观看一样，档案是中介，是关系发生的场所。
其实，展览介绍中所提及的“档案”在今时的话语和实践中并不新奇。而且，就时代美术馆的空间和这个展览的规模而言，也显然很难在广度和深度上就这一命题谈出一二。但是，和斯坦因的故事一样，展览就上述两个层面的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切近档案／历史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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