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 2016年11月313 期
何不再问:第十一届上海双年展特刊
 
艺术世界|策划
蔺佳 | 责编 

 “何不再问?正辩,反辩,故事”,由印度Raqs 媒体小组领衔策展的第11届上海双年展以一个提问作为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对不确定性的强调使我们割舍了对展览的复杂架构和内在逻辑的转述。档案、地理、剧场是我们对本届上海双年展的解码器。档案、地理、剧场都体现了一种寄于有形实体的动态开放,它们所涉及对象的存在方式和人们接触它们的方式是无法封闭的。实际上,参展的艺术项目与作品将展览当作自己的剧场。在这里,理论被剧场化,而表演则具象化为痕迹,在档案里游荡着一种精神状态,与证据辩论……

[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 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技术伦理
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技术伦理
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 /中华世纪坛艺术馆
2016 年 9 月 24 日 - 10 月 30 日
 
盖瑞·希尔(Gary Hill),《上下波动》, 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展览现场,Kin Lo|图片提供
 
未来已来?

(Jerome Araki |文)仿佛具有某种默契,今年国内几个艺术项目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艺术与科学、技术的话题。首届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的主题“技术伦理”正在此大命题之下,着眼于各领域实践者对技术所持的态度而非是单纯的技术应用上,正如总策展人范迪安所言:“我们今天谈论的技术伦理,不在于讨论技术已经达到何种发达程度,而是讨论人们能够在多大范围内接受技术、利用技术,既不拘囿于技术又不干扰技术。”

技术,是人改造自然的一种手段、工具。我们使用技术的同时,亦以工具理性来思考问题、认识世界。此过程的最后,人自身也被工具和机器所统治,成为了工具、机器。人们的焦虑源于对技术发展的热盼和对技术可控性的怀疑这两种心理的交织。如此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于许多艺术家与讨论者的创作实践和理论观点中,他们既十分担忧人类被技术绑架的现状,却又依赖技术,甚至歌颂技术、相信技术必将统治世界。技术性的对世界的理解方式已然遮盖了其他的理解方式,多数人对于技术带有一种斯德哥尔摩情结或有着一种盲目乐观主义。

双年展策展团队着重研究了科学、大数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与生物基因技术这五个领域内的人类实践,使对“技术伦理”的探讨得以深化。其中物理科学、大数据算法和虚拟现实的研究重心并非是科学如何描述现实、数据如何反映现实、虚拟如何模拟现实,而是放在了它们如何共同作用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这一问题上。而人工智能和生物领域的基因技术作为晚近才发展出的针对人类本身的技术,它们不再仅是人类所需的工具,其本身便具有独特的规律性,就可以一定程度上自我生成、自我完善、自我进化。针对人本身的技术,瓦解掉了我们对于人的旧观念,构建起了一个新的“后人类”的概念。技术的本质具有历史性,现在,技术的无目标性成为了其目标。本届双年展将技术置于当下,试图定义它在今天是什么,并同时发问:什么是生命,什么是身体,什么是人?技术伦理问题的最终,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召唤,是对主体意识的重构。技术作为一种理解和改造世界的范式,其发生转换的一条通路就是将其与艺术比较,使得它们的差异从对世界的把握中彰显出来,本届双年展以艺术的角度讨论“技术伦理”的意义就在于此。
 
比尔·沃恩(Bill Vorn)和路易斯·菲利浦·德摩斯(Louis-Philippe Demers),《INFERNO 地狱:人机共舞》,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组委会|图片提供

比尔· 沃恩(Bill Vorn) 和路易斯- 菲利浦· 德摩斯(Louis-Philippe Demers) 共同创作的表演项目《INFERNO 地狱:人机共舞》在双年展期间引起了轰动。可操纵上肢的机器穿戴于体验者的身体之上,随着音乐,机器带动人做出各种动作。即便机器的设计不会引发身体的不适,但体验者一开始还是难免紧张,肢体僵直。人们会逐渐放松下来,最终将身体完全交由机器控制,与机器共同完成舞蹈。人调用着身体受惩罚、被控制的经验。然而此过程仍然许诺了某种程度的可控性,机器不会做出违反设计者意图的动作。机器只是代言人或是一个执行指令的机器,它成为新的科技宗教中受膜拜的物。但它没有思想,真正的控制者是隐身于黑暗中的艺术家。在“人机共舞”中,人是既紧张又兴奋的受虐者,而施虐的主体亦是人本身,“地狱”的主宰是人类而非机器。

与这种对人类境遇的判断类似,盖瑞·希尔(Gary Hill)直接将我们肉身的影像呈现在共同的凝视之下。对技术的反思与批判被植入玻璃制原子弹模型下坠直到破碎的过程中,隐含于针孔摄影机随机捕获的观看者自身的细节中。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到“阈限”,即某种边界性。在他所制造的观看的循环中,技术作为手段和器官,冲破了边界,打破了逻辑上的不可能,界限因此变得模糊。这恰是本时代技术发展状态的隐喻,而“隐喻”在盖瑞·希尔的创作中最终归于语言——一台更为荒诞且更为庞大的机器。对“技术伦理”的探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北京媒体艺术双年展将艺术家从视觉工作者的固化分工中解放出来,充当时代的观察者。不同领域的人都有机会且有责任参与到讨论中来,这种公共性是尤其珍贵的,它的确促成了学科之间的对话,生成了社会新知。诚然,从理论上对此议题作出回应与艺术家通过创作来表达观念是迥异的。客观地评判,双年展中一些作品确实难以切中主题,所谓相关性某些时候也显得过于牵强,许多看似和科学技术相关的创作和研究其实却是依赖于证明而禁不起证伪的伪命题。展览的学术立意虽高,但某些创作却难以为此圆场,尴尬难掩。在今天我们对技术本质尚未形成清晰的认识时,在许多技术伦理问题尚待研究解决时,在我们的主体性还没有被重新构建起来之时,就如展览前言中那样断言“未来已来”是不是有些为时过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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