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英｜采访 陆川｜图片提供
“这‘孩子’不是孕育在子宫里，他从一开始就是在透明试管里培育的。我们搞创作的生性不爱商量，但这一次不断地和人商量，不断被人修正，被反复讨论…… ”5 月 1 日下午，陆川收到在浦东世博会中国馆现场的朋友短信，说他执导的《历程》在中国馆上映了，“许多人都给看哭了。”
到这个时候，陆川的心事才终于放下。直到 4 月 27 日，这部影片还在进行修改。在 5 月1 日开园仪式前，陆川都不知道这部世博的主题影片能不能如期上映，或者被别的导演的片子代替。陆川的片子反复修改的缘故，主要是因为这部官方的命题作业里加入了 2008年汶川地震后现场的画面。
受著名学者李泽厚的著作《美的历程》启发，陆川开始给这部电影取了同样的名字。但在经历终审时，这部电影被改名为《历程》。“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美的历程》英语翻译为‘The road to our beautiful life’（追忆通往美好生活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肯定要经历许多坎坷，这个过程也能反映我们现代生活的美好。”
它不是宣传片，是国家馆的主题电影
我没想到世博的这个片子会让我来拍。《南京！南京！》完了以后， 2008 年 8 月份，我开始作为影像部的评审介入世博会国家馆创作，和城市、建筑等各个门类的专家一起，做一些方案的评审。后来接触多了，世博局领导有一天就问我愿不愿意为国家馆拍一个片子。当时已有 8个团队在竞标，但我觉得工作快一年了，对中国国家馆也有相当的了解，慢慢也有了感情，也想着为它做点事情。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愿意接这个宣传片？我想先纠正一下大家的判断：它不是宣传片。因为这部电影是世博会国家馆的一个主要展项。这个斗拱型的国家馆总共有 49 米高，3层，在最高层有一个影厅，观众进入这一层的时候，首先是看这部电影，所以它不是一个宣传片，算是国家馆的主题电影。
我并不否认，《历程》是一个官方的项目，国家行为。因此，它或多或少地带着一定的命题，需要讲述中国人改革开放这 30 年城市化的史诗性历程，所以我们是带着这个主题去创作的，并不是我个人某个完整理念的展现。拍故事片就是选一个故事，完全是我——一个导演内心关注的东西。《寻枪》、《可可西里》、《南京！南京！》，都是我内心关注的事情，它们又刚好和中国观众的关注契合到一起，因此产生了共鸣。
虽然它不是我个人的电影。但我们这个团队，摄影师、美术师、策划，绝大多数人都来自《南京！南京！》的团队，我们还是希望把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情感能够拍得更进入，而且用一种比较新的方式和手法进行表达。至少要跟之前的国家宣传片有区别，要更贴近人。世博影片的题材是已经被人选好了的，你只能在规定下选择自己的动作。怎么去表现，用什么样的表现方法和手段，怎样的情怀，对人物和世界的选择，是我个人可以选择的。作为一个电影导演，我尽可能用一种独特的角度切入这个宏大的题材，再用一种独特的艺术方式把它表现出来。
《历程》影片截图
《历程》影片截图
城市 30 年的变化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相同，每个人的体验都来自自己的生活经历，因此，你很难找到能够代表13亿中国人的集体意愿，根本找不到。但同时中国人对生活巨变的感受还是有相同之处的，就像我们对北京、上海的感受一样，你一想起它就会有一些标志物，它们实际上已经成为城市记忆的符号。但怎么找到它们，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在这 30 年里，中国人的精神气质是什么？中国人生活的世界经历了怎么样的改变？用什么场景、什么事情描述它？我不想像以往那样用笑脸，那种拍摄方式已经司空见惯了。我们团队开会时就说，这次一定要拍出具体的人，不能老是激动昂扬的、向上的，也要拍出人们的焦虑，还有穿越灾难的东西。
在剧情的设计上，我们通过一个家庭的四代人，父亲、儿子、孙子和重孙，讲述他们30年变化和经历，把镜头对准他们。在他们一家人的背后，是 13 亿中国人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的 30 年，是一个国家奔跑的30年，我们的画面一上来就是上万人的奔跑，父子俩告别，孩子在旷野上奔跑。各个民族不同的人汇集在一起，实际上是一种诗意的展现，最后他们又重逢在城市里。
我和团队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做出了剧本和方案，最后脚本通过了，摄制组也成立了，准备开拍的工作都完成了，结果上层领导一个电话打过来，所有的工作全部暂停，通过的剧本完全被推翻，一切又回到开头，重新做起。
一个 8 分钟的短片，我们的剧本多达 120 个版本，反反复复地修改、否定、删改，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愉快。这部短片的审查级别，不亚于奥运会开幕式，不光是世博局领导审查，还有上海市的领导和更高层的领导。
试映的时候，有领导看完后，跟我说：“你们确实是北方来的，凶悍路线！”我理解这是他对我的肯定。通过这个片子，我知道国家项目运作的不易，也让我有了许多这方面的经验。
难以回避的文化冲突
我不是第一次拍这样的电影。2007 年，也是上海给了我机会。那一次，我不仅担任了2007 年世界夏季特殊奥运会开幕式的艺术总监，而且还是开幕式宣传片的导演。当时拍的是一个 3 分钟的开场影片，比较轻松，不像这次的《历程》，承载这么大的压力。那个 3 分钟的片子经历了 6 个月的创意策划，作为面向全世界播出的开幕式电影，我希望通过这个影片让全世界的观众看到中国人民充满活力的动人影像。我当时的想法是呈现一个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它是现代的，是自信的，我们要让让世界人民看到，一个现代化的中国，在改革和对外开放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负责转播的美国导演希望看到的是一个活在传统历史中的中国，就像上世纪中国的电影留给他们的印象。
这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文化冲突。中国人走向世界，它想呈现自己的进步，包括中国人在几百年里的现代化之路，中国人渴望赶上世界的步伐，它通过努力所取得的成绩；而西方人想看到的是，拥有漫长传统的中国，大量的中国标志，比如大红灯笼、太极八卦、翠竹、龙舟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符号。
面对巨大的分歧，我们怎么办？只能是减少分歧，求妥协，最后我们达成了统一。这样的分歧，让我们也知道“世界希望了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给外国人展现的中国文化”之间有绝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性和不同、矛盾和冲突，恰恰给我们艺术家提供了机会和空间，让我们通过艺术，去架起沟通的桥梁。
《历程》经受的压力，超过特奥会的安格短片十倍都不止。我们花了 80% 的时间先琢磨剧本，10% 的时间制作，10% 的时间修改完成。作为国家项目，我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前期，对剧本的层层审查上了，我们的主题总是要面对那些审查方案的人的质疑，还要和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斗争。
过去的国家形象宣传有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吗？我回忆了很久，依然很茫然。我们曾经有过系统的国家宣传吗？国家形象在绝大部分50、60年代人甚至一部分70年代人的心目中都是模糊的；相比之下党的形象更清晰一些。
我看过美国的征兵宣传片，二战期间的，很主旋律，很热血沸腾。其实每一部美国影片，都可以视作他们的国家精神宣传片，他们传递的美国形象很统一，很完整。所以我们会说美国人用美国电影传递的美国精神在全世界培养出一大批信奉美国精神的编外公民。
我心目中的国家形象，应该是宽和从容，柔软，富有悲悯之心，活泼而有生命力。国家形象不一定非得是凝重庄严的，端着架子。这还是因为心理上有长期受虐的阴影，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跨越出这个阶段了，应该向全世界展现的不是我们的胸大肌、肱二头肌、各种肌，而是我们的包容心、我们的公正、情怀和责任感。
《历程》影片拍摄现场
《历程》导演陆川（左）
8 分钟里的国家形象
在这 8 分钟里，我们如何构建国家形象？这是我们面对的困难，从政府的角度考虑，他们当然希望展现改革开放这 30 年城市的进步和发展，建设日新月异，取得的绝大成绩。我理解也接受他们的愿望。但我也希望能够有我个人的美学观点放进去。比如地震，因为我一再坚持，我们的片子里必须有这部分内容，这也使得《历程》一直面临被废掉的风险。我理解审查官员的担心，因为过去的宣传片里没出现过灾难，他们怕地震这样惨烈的画面会有负面作用。可是我认为不会，我们这个民族，历经那么多的磨难，千辛万苦都走过来了，这也是它的伟大和骄傲之处。中国这 30 年的伟大不仅仅体现在城市建设，也体现在我们在一次次灾难面前的态度。这足以说明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坚强、伟大的。我们用什么样的故事来讲述中国人民的伟大，并且用全世界都能听懂的语言呢？
2008 年的中国地震，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顽强不屈的个性和面对灾难的坚韧。我相信中国人在灾难中的坚强，包括他们的哭泣和哀伤，他们站在废墟的家园的笑容，他们重新建设家园的劳作，能够打动全世界的观众。
电影里频繁出现的奔跑，是我们真正想表达的内容。中国这 30 年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奔跑的姿态，像呼啸的长江黄河，一路东去，奔腾不息。从身体到心灵，从经济到文化，从乡村到城市，从工人到农民，这个国家的所有一切，都在奔跑。
8 分钟的短片，我在全国各地拍了 10 个小时的素材，运用了大量的新技术和特效。我们制作了 30 多分钟的长度，最后合成制作成 8 分钟的短片。片子在国内多个城市取景拍摄，拍摄方案变了很多次。我希望通过我们的眼睛、拍摄的细节、真实的生活状态，观众能够看到今天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它看上去甚至可以很轻松很愉快，不一定像过去的宣传片那样凝重，但是它依然是大气磅礴的。因为这个银幕所呈现的视觉空间巨大，我们用财富展现了影像的力量，用一种很概括式的、史诗性的手法，把 30 年里中国人的那种排山倒海建设自己家园的那种力量展现出来。
挣扎中的创作更有力量
这个影片我最满意的是，在选取表达对象上我们是真诚的，没有欺骗自己的感情。一个国家形象片，显然不能采用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处理，国家的宽容度还没有进化到这一步。但是我们赞美的东西，是基于内心的真情感，那就是对于万千底层中国劳动者的颂扬，这也是我们对父辈们为中国付出的所有的辛劳和汗水一次崇高的致敬。
有人问我，如果这次的短片让我彻底自由地拍，我会拍出一个什么样的片子，这个问题问得好。很多人关在集中营里或者在自然灾害饥饿的时候，都说出来要怎么暴吃一顿，但是真出来了，撒开了让他吃，也茫然了，要不就是两包子一碗豆腐脑。很多人抱怨体制，但是往往体制从另一个角度也成就了创作。我不知道如果给我百分百的自由，会创作成什么样子，但是在体制和自己内心创作想法的夹缝中挣扎往来的这一年，以及最终弄出来的这部片子，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它记录了过去一年我们在体制中的挣扎和博弈，也记录了我们最本初的梦想，其结果是一个混合体，我觉得这个混合体比完全的个人作品要更有意义，因为它真实记录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其实挣扎中的创作，更有力量。
我听世博局的领导说，会有 7000 万人次的观众进入国家馆参观，看这个片子。我算了一笔账：假如这是个电影的话，30 元一张票，就是 21 亿票房。我很期待这部影片。对一个电影导演来是说，你要做的就是拍更多的电影，去跟观众交流和沟通，分享你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看法和想法，是件很快乐的事情。我马上要应亚运会的邀请，去广州给他们拍一个志愿者的短片。这个短片我要拍4条，这是我在世博前就答应他们的。亚运会马上也要开了，我得把这个活给干了，才能去拍我的《鸿门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