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丹｜文、采访
Eric Leleu 来自法国最北部， 在上海生活了12 年，很快将要返回法国。他买下了自己镜头下的法国老太太弗朗索瓦兹（Françoise）的咖啡馆。弗朗索瓦兹已经67 岁了，到了退休的年纪。
Eric 的中文名字叫陆芦。他说自己从小在农场长大，所以特别需要空间。他喜欢做摄影师，因为这样可以像在农场里一样自由地跑来跑去。他在法国里昂的高等商学院读了5 年工商管理，并不是摄影科班出身，所以他来上海找机会。他跟自己约定，先给自己一年“CDD 短期合同”，再续一年“CDD 短期合同”，直至在上海呆到第五年，他知道可以给自己一份“CDI 无期限合同了”。
2 月的一个下午，我在上海黄陂南路751号与他聊天。
李丹丹：你买下了《弗朗索瓦兹家》（Chez Françoise ）系列作品中出现的那家咖啡馆？
陆芦：在我拍摄这一系列照片的时候，弗朗索瓦兹家的咖啡馆还在营业，但我知道那里很快就会停业。所以，去年七月，我们在那家咖啡馆举办了一个“在原位”（insitu）的摄影展，有点像是咖啡馆最后一段时光的记录。咖啡馆所在的村庄Guesnain距杜埃市（Douai）5 公里，距里尔市（Lille）35 公里，我就是在这一地区长大的。这里有几分19 世纪的感觉，我希望这一系列能为这个有点“古早味道”的咖啡馆做些记录。我买下了咖啡馆，计划改造成一家文化咖啡馆，还包括展览空间、杂货铺和迷你啤酒屋，一个世纪前我家祖上就在这一地区酿造啤酒。
李丹丹：你想实现的其实是一整套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陆芦：对，这是一种简单的生活方式，自给自足，在地化，吃得好，睡得好，同时也动手工作。我甚至把这种生活看作是一种“政治的行动”，我想给人们提供一种替代大众传播与消费的方式：来喝一杯咖啡或啤酒，畅所欲言地聊一切——政治或是园艺。在这里，年轻人和年长者相遇，干部们和工人们相遇，这是一种混杂的社会生活。今天我们虽然有微信、facebook，但村镇和城市的情况不太相同，人们不那么容易相互认识。
李丹丹：12 年前你来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吗？为什么是上海？
陆芦：来上海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跟友谊有关，我最好的朋友当时在上海。第二个原因跟哲学有关，我来上海时25 岁，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去一个文化、思维方式都与欧洲迥然不同的地方开拓视野。我20 岁时在印度参加过一个NGO 组织的人道主义项目，我们当时造了一个养鱼池来帮助流浪儿童，自此之后，我就一直想要重回亚洲。第三个原因出于机会主义、实用主义，我本身不是摄影科班出身，但又梦想做摄影师，我当时认为在上海起步肯定比在巴黎容易，因为中国的经济正处在上升期，机会很多。
李丹丹：聊聊《字幕》（Subtitles ）这个系列吧，它分3 个篇章，创作过程是变化渐进的吗？
陆芦：没错。创作的起点源自一个“发现”，那时我来中国已经5 年，我发现身边到处能看到尺幅巨大的宣传横幅。无论横幅尺寸还是鲜红的颜色都很“暴力”，红色让人想到鲜血和热忱。长久以来，我每天看到它们，也很想知道上面写了些什么，但一点都看不懂，这是一个悖论——如今我会讲一些中文，但不会读写。另一个悖论是，宣传横幅虽然无处不在，视觉效果又极其强烈，但我发现中国人其实也不怎么关注它们。这些激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个系列作品被命名为“字幕”，因为我本身就需要“字幕”的帮助来理解它们。我开始“盲拍”这些横幅——也就是说，我拍摄时并不知道横幅上的标语写的是什么，我只是在做记录工作，之后再找人翻译。第一个记录的阶段在2010 年上海世博会之前，大约持续了两年。我在夜间用闪光灯拍摄，我觉得这种拍摄方式有点“外国间谍”的感觉，有点“不合法”的意味。因为这些标语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政府在对中国老百姓讲话，和外国人没有关系。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好像在探索中国文化内部的一些东西，一些“秘密”，这是《字幕》的第一章“权威”（Authority）。
李丹丹：你如何进入了下一个全新的创作阶段？
陆芦：拍了一段时间以后，我面临两个选择，要么像艺术总监一样，往类似纪实摄影的方向走：到中国各地拍摄尽可能多的标语横幅，探索不同地区、不同上下文中的标语内容差异。我知道为各地政府部门的关注点大不相同：上海的标语大多和房地产开发、拆迁有关，北京的多和交通有关，农村的更多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关——有一条标语说“生男生女都一样”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个拍摄方向有点太“黑色”，因为标语往往具有父权色彩和说教口吻，指导人们这样好，这样不好，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这辜负了宣传横幅美妙的形式，因为横幅的红色很漂亮，面积又大，有种壮美感。于是我有了另一种选择，我自己来制作标语，采用一些更积极、有哲理或诗意的文字，使之和红色横幅的布料更相配。
李丹丹：你是否提前计划好这些横幅出现的场景？
陆芦：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预先计划，我先会选定一个我欣赏的句子，随后寻找合适的悬挂地点，尽量让背景环境和语言内容相匹配。有时候流程相反，比如我事先计划要在外滩和长城各拍一张，随后我会思考在这两个地点放什么文字比较好。出现在长城的句子是“风向转变时，有人筑墙，有人造风车”，我在这个系列中最喜欢这一张。当你第一眼看到这张照片时，它漂亮得像一张明信片，但仔细思考一下，你会发现标语所传达的信息实际上颇具讽刺意味。长城看起来很雄壮，但这个当年的防御工事如今几乎失去了用途。这句话蕴含的顺势而为的思想其实非常中国化。我十几年来在中国学到的，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最终的、彻底的”，事物以及环境都在变化，你今天做了一个决定，可能十年后又改变主意。
陆芦，《字幕，第二章 人民心声》（Eric Leleu, Subtitles , Chapter 2 Vox Populi），摄影，2009-2014
“iPhone 8 即将问世”（The iPhone 8 will be released soon.）
李丹丹：你选择的句子大多都引自中国文化经典？
陆芦：对，大多引自孔子、孟子的言说。
李丹丹：但也有革命性的标语，比如“团结就是力量”。
陆芦：这句话大概是因为1943 年的一首革命歌曲流行起来的，实际上这句话出现得更早。 你刚刚看到二楼我们的办公室，那里一共有八位自由职业者，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但分享同一个大办公室，共用一个会计，像一个合作社。这就是“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我们在一起变得更强大。这个“合作社”叫叫“百空”——一百个空，英文名字叫“Blank”——一张白纸的意思。
李丹丹：《字幕》的第二章“人民心声”（Vox Populi ）其实非常主观和个人？
陆芦：对，我对这些句子怀有哲学层面的欣赏。我选择的句子不仅在讲述中国文化，也在讲述我自己。一部分句子的价值观我想要传承给我的下一代的，它们都是一些积极的生活哲理，比如“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这不是显而易见的道理吗？
李丹丹：在第二章中，你一共选了多少个句子？
陆芦：我大概做了50 条标语，在当中选了25 条左右最满意的。其中大部分是哲理性的引言，也有一些我自己杜撰的内容，大多是搞笑目的，比如“你最喜欢鸡翅还是鸡腿？”这些玩笑话是为了避免作品太过严肃，否则让观众全神贯注地读完二十多句哲学金句，实在有点辛苦，这些幽默的内容使整个作品更加轻盈了。
在这二章的拍摄中，我决定将标语横幅做得特别逼真，红色布料和字体选择和真正的宣传横幅完全一样。我本可以选用不同颜色的横幅布料，或在字体上作变化，但我没有这样做，我希望它们看上去和真的一模一样。像“iPhone 8 即将问世”这样的文字，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它们不是真正的标语。搞笑的句子成为帮助人们产生怀疑的线索，也让作品在哲学、诗意和幽默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陆芦，《字幕，第二章 人民心声》（Eric Leleu, Subtitles , Chapter 2 Vox Populi），摄影，2009-2014
“风向转变时，有人筑墙，有人造风车”（When the storm is coming, some people build walls, others build windmills.）
李丹丹：和第一章不同，第二章都是白天拍摄的？拍摄时没遇到什么困难吧？
陆芦：真没遇到什么问题，除了拍“iPhone 8 即将问世”时碰到一个“坏女人”。这位四十多岁的中国女士看到我在南京路步行街的苹果专卖店门口挂这面横幅，她可能觉得可疑，就开始大叫“快来啊！这个老外嘲笑中国，嘲笑中国人啦！”当时正好还是个周末，路人特别多，一下来了一百多位围观者。这位中国女士一边喊，一边开始翻我的包检查我的物品。
李丹丹：你同意她这样做了？
陆芦：是的，我当时想只要有一个人开始动手打我一拳，这一百多人就会蜂拥而上，所以我就孑身站在那里，保持平静，并向他们做解释。我用中文说，这只是一个玩笑，我并不是在嘲笑中国或者中国人，如果非要说我在嘲讽什么的话，我是在嘲讽苹果公司，他们不断推出一代代产品，那一周苹果刚推出Phone 5，所以我才写了“Phone 8 即将问世”。这个作品实际批评的是资本主义，跟中国没关系。我当时解释了1 个小时，这仅仅是一个艺术项目。后来警察和苹果专卖店的负责人都到了。警察询问围观者了解情况，听我解释说自己是法国人，拍照片是为了做艺术项目，就让我离开了。
我只遇到过这一次麻烦。大部分拍摄都非常顺利，还得到过好多中国人的帮助。他们对此特别好奇，帮我挂横幅时有时会认出上面的句子是学校里学过的名言警句，但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会给他们略作解释。但大多数时候，人们只是热心，只是想帮助我而已。
陆芦，《字幕，第三章 无声的抗议》（Eric Leleu, Subtitles , Chapter 3 Silent Protest），摄影，2009-2014
李丹丹： 第三章的作品我个人特别喜欢，都是在大自然中拍摄的，红色横幅上没有一个字。它们让我想起庄子的一句话：“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陆芦：我很开心你这么说，这和第三章的概念很契合，我将第三章命名为“无声的抗议”（Silent Protest）。我的想法是，第一章“研究”真正的横幅，第二章“建议”一些更加积极的内容，第三章提供一个开放的结论，让自然发声。就像你说的，天地从来都默不作声。但我认为，人才是天地间的过客，大地恒在，而人类寿数有限。是自然在接待我们这些过客，但我们没有安守本分，我们觉得自然使我们的领地，我们划分地界，命名这里是中国，那里是法国，我们不尊重接待我们的大自然。
我最开始对第三章的构想是在横幅上标示一些关于土地、水、空气、污染的统计数字。但后来我意识到，如果这么做，哪怕仅仅列出一些“客观的数字”，也会犯第一章的横幅制作者的那种错误，即进行道德说教，指示别人该如何做、不许如何做，给他人造成负疚感。所以我最终决定让第三章的横幅“留白”，我要让人们能够呼吸，让他们观看，理解他们想要理解的。第三章的横幅让从不发声的“天地”讲话，我想大自然会说这里是我的家，请对我尊重。因此，我们应该珍爱自然，注意自己消费、出行的方式等等。
李丹丹：第三章探讨的是一个普世性的主题。
陆芦：没错。第三章也让这个“渐进变化”的系列作品变得更有活力，三个篇章之间形成了一种流动的逻辑。
李丹丹：在《字幕》系列作品中，“语言”或“无言（le non － dit）无疑都成为了决定性的元素。
陆芦：是的，整个系列都和语言有关。我在中国学到，沉默也是一种语言。有时中国人不直接说“不”，但什么都不说也是一种拒绝，也是在表达。《字幕》对摄影家来说，也是一个不容易完成的项目。因为一般意义上的摄影，艺术家要么传达理智的讯息，要么表达主观的情感。这让我想起你采访过的艺术家贝尔纳·弗孔（Bernard Faucon）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在图像中加入文本是极其困难和罕见的，这会引起强烈的先入为主的印象”。
所以在图像中加入文字之前，一定要斟酌，如果加入的文字是发散性的、感性的还容易些，如果是解释性的、识别度高的文字，一定要思量清楚你要写什么、为什么写。不仅在理智层面，在实际操作层面这个工作也异常艰巨：我首先要在英文译文中找到我喜欢的中文句子，再把它们翻译回中文；之后，我要决定合适的印刷尺寸；最后，再为这条标语横幅找到合适的拍摄地点。即便找到了合适的取景地，有时悬挂一条十几米长的横幅也不容易，要找到恰在位置的树枝、钩子，以便构图好看。这种辛苦主要指第二章“人民心声”的拍摄。第三章因为横幅上没有任何文字，拍摄起来更加自由。
李丹丹： 那幅引用了孔子《论语》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横幅特别长，不是么？
陆芦：那幅标语20 米长。我很喜欢这句几近囊括一切的句子，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生命道路的总结和写照，无论你来自什么文化、什么国家，你和你的孩子都一样。我在3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几乎不认识他，这是一种缺憾，所以我特别希望在作品中加入我想要传给我的孩子的价值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