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之后又三年（节选）

宁未央｜文
原文刊载于 2006 年 1 月刊（总第 188 期）


雷姆·库哈斯 & 阿兰·弗罗克斯，《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新馆设计计划》，2005，建筑设计


阿敏·林克，《拼贴》，2005 ，彩色摄影

……

三年前首届广州三年展。“重新解读：中国实验艺术十年（1990-2000）”以一统江湖的架式。群星璀璨，效果轰动，参展的 137 位艺术家几乎囊括中国当代艺术界所有人物，这次教科书式的，有些姗姗迟来却丝毫不减损其在艺术史上价值的展览，我三生有幸，恭逢其盛。以三年展的方式做历史回顾，广东美术馆不破不立，盛名之下，不由让人揣测，并且担心第二届三年展的走向。“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第二届策展人侯瀚如、汉斯和郭小彦用这样一个题目在珠三角上空架设了一个无比巨大的显微镜。将珠三角地区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一并纳入实验室。这里有着悠久的通商历史，有着另一种语境的文化氛围，有着急速发展的 20 年现实，城市化的一切问题比中国任一地区都更为集中和放大。这样一个题目简直再合适不过。

如果说首届广东三年展，年轻的广东美术馆以文化地理版图边陲的地位“重新解读”十年中国，树立了其在现代艺术史中牢固地位。那么第二届的广东三年展以本地化的立场，以更为触及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并且更为建设性的姿态觊觎成为珠三角地区文化领袖。

在“实验室”这个无所不能名词的指引下，第二届广东三年展成了一次没有外围展的展览，更准确说是它成为一次将所有可能的外围展都纳入彀中，甚至主动“创作”外围展的展览。相对于双三年展“官方”或者“主流”的立场，抗拒这个系统的艺术家们以“外围展”的方式分庭抗礼。首届三年展的时候，还有不少不成气候的外围展散落在当代艺术气氛薄弱的广州四处。然而，三年之间，广东美术馆与周边民间艺术团体的有效互动，成为珠三角地区一种独特有趣的现象，官方和民间身份的模糊，官方与民间有意识的互动，无论是阳江青年、大尾象、雄他命空间、别馆和其前身缘影会、博尔赫斯书店和成立两年的下划线工作室，包括广州的摇滾大佬王磊，他们透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与美术馆进行良好合作，以至于在首届三年展上状告美术馆展出作品色情和侵犯隐私权的苏坚先生，只能孤单地在第二届三年展外打开展外板“欢迎拜访苏坚家”，这惟一的“捣乱”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气候肯定也引起策展人的注意和有意加强。每一次三角洲实验室的研讨，都有意制造本地和外来艺术家，学者的互动。而在芳村信义国际会馆，由旧工厂建筑改造的展览空间中，来自港、澳、穗以及其他广东地区的艺术团体有各自空间。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北京和上海的生态。侯瀚如指出，相对而言，这仍是远离权力和市场，原生和自发的。

对于提出“后规划”概念，并用以概括亚洲地区发展现状的侯瀚如来说，“三角洲”实验室可以说是他近年策划的一系列展览的延续。

……

三年之后又三年，翻阅三年前自己为首届三年展所做的报道，发现彼时的提问仍围绕三年展制度的内核，质疑在中国一窝蜂而上的双三年展是否有持续举办的可能。现在看来这一切已不是问题。广东美术馆的实践很好地树立了自己的三年展模式，三年展根本的问题在于学术性和艺术性的高下，是不是能发掘新的艺术家，是不是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能不能在相关领域提出带有先锋意识的观念，能不能整合起与之匹配的资源，对子后者，广东美术馆在这样一个江湖气味不那么浓郁的珠三角，已经显示出主导地位。对于前者，我们仍在期待……


双城记（节选）

宁未央｜文
原文刊载于 2006 年 1 月刊（总第 188 期）


韩国飞翔城市小组，《闲逛制造者》，2005，建筑模型

比广州第二届三年展晚一个月，深圳首届城市\建筑双年展（以下简称深圳双年展）开幕。对于同处在珠三角地区的两个体量相当、位置临近的城市。广州与深圳的关系，有一种奇妙的张力。做牵强的理解，两次展览如为两个城市代言，且看其相似与相悖之处，这种并置是粗暴的，曲解两次展览本意的，然而又是有趣的。

一、城市

广州是广东的广州；深圳是全国的深圳。

广州是自在的；深圳是压抑的。

广州是省会；深圳是特区，渐失却 20 年之先的特权。

广州被讽为没文化，现在要建设文化大省；深圳被说成荒漠，现在正寻求身份认同。

二、主办者

广州三年展的主办者是广东美术馆，成立八年，以异常活跃的姿态被徐冰、陈丹青等人赞为是中国惟一专业的官方美术馆。无论是三年展还是平时，广东美术馆与本地各类民间艺术团体和学者关系密切。三年展本身也吸纳了不少珠三角地区的艺术团体参加。

首届深圳双年展主办方是深圳市政府，由规划局、文化局、广播电视电影集团等主办。由此可想见这双年展动员资源的能力。展览场地在华侨城 OCT 现代艺术中心，隶属何香凝美术馆，后者为私立性质，时有质量不错的展览。双年展采取的是组成艺术委员会，挑选独立策展人策展的“国际模式”开幕式上，组委会主任闫小培副市长作主持人，深圳市市长许宗衡亲自到场并致辞。

官方和民间混合的性质在两个展览上有不同形式的体现，都成为突出特色，甚至，成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双 / 三年展模式。

三、资助商

第二届广州三年展的主要赞助商时代集团和信义集团，都是知名的房地产商。房地产商资金的注入，成为第二届三年展和首届三年展不同的筹资特点。时代集团开发的房产楼盘时代玫瑰园，不仅请参加珠三角实验室的库哈斯建立了一座“分馆”，而且，这座美术馆成为三年展的分展场，美术馆本身也是三年展的一件作品。同样，信义集团将一些老厂房改造成为国际展览中心，打出仍然时髦“LOFT”旗号，也作为三年展的分展场之一。供大量“自我组织”和“特别计划”在此展出。展场分散的后果是，位置比较偏僻的玫瑰园和芳村居民有机会近距离参加三年展，然而想要一两天内窥其全貌必有疲于奔命的代价。

首届深圳双年展中，提供展场的华侨城集团也是重要的赞助方。深圳的朋友说，相距不远的下沙和华侨城是深圳两大奇观。前者是当年的渔村，现在的城中村。夜晚，光怪陆离的灯光下有着八仙雕塑和宗庙建筑的诡异身影，兼以“红灯区”、握手楼、信仰和实利，城市和乡村的气息混合，非常后现代。华侨城则是平地起屋，凭空造就的一片高级住宅区。绿树成阴，是光鲜秩序的象征，有充满各种异国风情的小区名称。就像其对面的“世界之窗”，微缩景观一般，OCT 也是工厂改建的 LOFT。相对于三年展“超城市：在密度与扩张之间”“热带记忆和文化野史”等比较拗口的名词，双年展只简单地用“娱乐城”“城中城”“城外城”“购物城”等名词区分，更为平民化。

地产商成为当代艺术最大的合谋者，这很有意思，为什么地产业不约而同选中当代艺术，这种合作为双方各自带来什么？

四、策展人

广州三年展主要策展人侯瀚如，1963 年生于广州，1988 年获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1990 年移居法国巴黎。侯瀚如 1990 年代以来所策划的展览多有涉及城市化与全球化、亚洲和珠三角课题。他和上海美术馆合作过 2000 年的上海双年展，和深圳何香凝美术馆合作过雕塑双年展。2003 年在威尼斯双年展“紧急地带”部分，策划了“广东快车”——一个特别涉及之前不成体系的广东艺术家的项目。

虽然侯瀚如拒绝为自己贴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标签——据说他能用七八门外语交流，至少我听到了他轮番用英语、普通话、粵语和法语打手机的同时，还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但是，不能不说他对于珠三角问题的关注应该部分源于广东人的背景。

深圳双年展策展人张永和，1956 年出生于北京，1978 年考入原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建筑系，1981 年赴美留学。学成后在美国执教，1993 年与鲁力佳成立“非常建筑工作室”，曾任职于北京大学建筑研究所，现被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聘任为建筑系主任。

张永和有着建筑师和学者的双重背景。在这次建筑展上，他说，在美国读书的时候一心治学，不及美国的老师和台湾的学长关心政治，然而参与中国现实 20 年后，他被“改造”成为左派。

另一个有趣的背景是 1999 年，侯瀚如曾在纽约策展“街道剧院，张永和与非常建筑”，张永和作为艺术家之一也参加了本届广州三年展。

几次见到侯瀚如，都是黑外套加白衬衣，精明强干的样子。张永和先生则非常喜欢戴围巾，他说话慢慢，笑容慢慢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憨厚。

五、主题

广州三年展的主题是“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化实验空间”。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引用策展人侯瀚如的阐释。在简略回顾了珠三角的独特历史，譬如远离中央政权，譬如革命的策源地，譬如通商传统，譬如改革开放之窗口，他说：“城市的扩张并不只是代表着该地区最为激进的现代化过程，它也反过来成为一个持久的动力，促进社会本身的进一步发展。其规模之巨速度之快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绝无前例。这种准‘自由放任’的局面堪称‘后规划’城市化的典型个案——由于受到政治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城市以一种无法控制的节奏扩张自身，以致绝大部分的新建设根本无法做出合理的规划。这样一来，一种城市区，或曰一个覆盖了整个 350 公里的土地，从香港到广州再到澳门的超级城市也就从一系列的干预缺失和城市与农村的碎片的大杂烩中被创造了出来。这也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了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混合区，发生于此的各种事件也对任何既定的城市化概念与实践构成了直接挑战。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对该地区进行了深度研究之后，库哈斯与其弟子们将这一局面总结为‘极端差异的城市’(COED)。今天，这一城市化扩张发展得更远，也制造出更多的期待。”

“这是一种纯粹的‘别样状态’(beyond-ness)。有趣的巧合是，Beyond一字的音译可以完全适合广东话与普通话两者——都读作“别样”。最终，BEYOND 就极其重要地表达了对一个‘全球地区性’世界的创造，它指涉各种不同形式的文化与艺术战略，这些战略为了回应一系列独一无二的、生机勃勃的社会与经济环境而正被发展起来，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现代艺术这一领域。”

在一次接受采访中，侯瀚如还说：“‘别样’的潜台词就是‘野史’”。

深圳双年展以城市/建筑为主题，凸显双年展关注的主体。双年展的主题为“城市开门”。乍看上去很有作为东道主欢迎八方来客的姿态，倒是符合深圳市政府作为主办方的立场。在研讨会上，来自台湾的建筑师、评论家夏铸九曾提问：“这是谁的城市，为谁开门？”他接着提出现在的城市是“没有市民的城市”(大量深圳居民没有当地户口)，同时，全球的大城市形成一张大网上的节点，超越了国界。

张永和在策展前言中提出“中国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市（场）化，城化，城市化，带来从社会到文化的一系列深刻变革。这是一个题为城市，建筑的展览也无法全面反映的复杂现象。然而通过入选参展的八十几件各类作品，也许能够分享几个观察，传递一些信息，提出若干问题，其中包括城市比建筑更重要。中国城市各有特色，建筑不只是纪念碑，建筑与社会有关，中国建筑在变，设计改善生活，理论不一定深奥。”

最后张永和先生和蔼可亲地写道：“大家来看展览时，不妨脑子里带上以上几点，但没有必要认同它们，更不要受它们局限。也许您的观点恰恰相反，也许您发现了更多，这几点仅为提示，因为最重要的恐怕是：思想，开门！”

两个展览关注的问题惊人相似，只是由于策展人背景不同，所以展览内容显示出一定的区隔。然而“城市化”“越界”（BEYOND），需要跨领域的人共同合作成为关键词并形成共识。张永和说对比高度细致分工的美国，中国的跨领域研究和合作既异常活跃又成就卓著。

双年展因为建筑的实践和研究性质，对现实问题提出更多的建议，可能会比三年展更有现实影响力。最让我有兴趣的是朱剑飞对于20 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归类，对于现代性、地方性的追寻很有启发意义。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可持续建筑，成本低廉，效果环保，建造过程中发动当地居民“协力造物”，这种反“现代”的建筑代表了一种新的有可能解决人类困境的方向。梁思聪和王军对北京城市的研究，几个大学联合对城中村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四川建川博物馆群落以及博山四季园住宅等都让我们似乎对中国的城市面貌又生出些信心。

六、设计

三年展以珠三角概念延伸出“三角”形象，加以拼贴形成三年展形象的主流。

双年展设计者用黑白马赛克形成如点阵般的形象，暗示机械性、可能性、粗糙、眩晕等内涵。

七、开幕戏剧

在跨界创作中，两次年展都选择了一出开幕戏剧。可能再没有哪个作品能如开幕戏剧般显示两个城市气质的不同。

三年展开幕戏剧由生于广州长于广州的女艺术家曹斐执导。曹斐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以录像作品引起注目，与欧宁合作“别馆”，近年来拍摄了《三元里》《大棚栏》等一系列反映城中村现象的包括影视和文图资料等的研究作品。这出开幕戏剧名为《珠三角枭雄传》，如果你没有在珠三角生活的经验，没有喝过“黄振龙”，住过城中村，吃过早茶，看过翡翠和明珠台，你断不能在会心处一笑，体味粤语文化的幽默感，会像我那位从上海来的朋友一样，把它当作极幼稚的学生戏剧。从专业角度来看，这戏必存在种种拙劣的问题，然而演者乐之，观者笑之，其实剧本和道具都颇精心，就像那句“我们什么都会，就是不会讲好普通话”，自觉地与正统的、严肃的、主流的、普通话化的文明划清界限。

深圳双年展请来了孟京辉，这位擅长“无情”击中小资青年心中最柔软地方的导演，在某个范围内制造流行文化。开幕戏剧《城市变形记》应该从伟大的卡夫卡那里汲取了灵感。身着黑衣的型男型女用吐字富有乐感的话剧腔调在错落排开的床上、椅子上坐下、站起来、倒伏又挣扎，整出戏剧仅半个小时，但是声、光、电，加上干冰制造的迷雾，让所有在场者无不惊诧进而惊喜。这出戏我并没看懂，只听“城市变形记”的名字就够了。可老实说，在珠三角生活惯了的人，听着这种舞台腔，着实有些肉麻。

广州是广东的广州，深圳是全国的深圳。深圳街头大家操着各种口音的普通话，惟一被广东化的语词大概就是张口闭口的“靓女”和“老板”了。

两个展览关注的问题惊人相似，只是由于策展人背景不同，所以展览内容显示出一定的区隔。然而“城市化”“越界”（BEYOND），需要跨领域的人共同合作成为关键词并形成共识。张永和说对比高度细致分工的美国，中国的跨领域研究和合作既异常活跃又成就卓著。

双年展因为建筑的实践和研究性质，对现实问题提出更多的建议，可能会比三年展更有现实影响力。最让我有兴趣的是朱剑飞对于20 世纪中国建筑发展的归类，对于现代性、地方性的追寻很有启发意义。台湾建筑师谢英俊的可持续建筑，成本低廉，效果环保，建造过程中发动当地居民“协力造物”，这种反“现代”的建筑代表了一种新的有可能解决人类困境的方向。梁思聪和王军对北京城市的研究，几个大学联合对城中村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四川建川博物馆群落以及博山四季园住宅等都让我们似乎对中国的城市面貌又生出些信心。

结语

以上比较绝没有想得出什么结论的野心。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发现的话，就是两个珠三角的城市开始形成的文化自觉。

惟一让我疑惑的是，在双/三年展所勾画的图景中，对于世代居住在此地的先富起来的人群，似乎都失去了话语权。


想象的相对论——珠三角知识世界的地形学

冯原｜文
2015 年 8 月


徐坦，《九月九的酒》，2005，装置

自从 2005 年广州三年展“珠三角实验室”拉开序幕之后，作为一个饱含地缘复杂性的地区——珠三角由此而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自我定义的方式，这一呈现自我（内部）的机制是全球化时代的最主要的文化展示模式（外部）被引入了珠三角：它有一个发生地，类似于上海或威尼斯，在十年前，这一发生地定在了广州、在广东美术馆；它有一个通晓文化流动状态的国际策展人，珠三角实验室的总导演是出生于广州的侯瀚如；此外，最重要的是，它云集了各类艺术人物和创作——本地、中国或国际艺术家，这些作品或多或少都回应了策展人提出的理念——别样的珠三角。最后，作品—媒介—话语的生产链引发了连锁反应……

与任何当代文化事件类同，珠三角实验室并没有可能对珠三角地区（广东）的政治与经济现实造成大的影响，不过，它却赋予了这一地区以某种新的定义——相对于过去的定义——通常来说，这种定义既是属于政治也是属于历史学的，然而，广州三年展仅仅是透过对于当代展示机制的引入和实践，就改变了这一地区与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话语权的相对位置，尽管获得这一位置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它还是在媒介的“外海”造成了话题浪潮，从而最后也会对珠三角知识世界的“内海”形成一种相对的冲击，虽然其力量仍不足以越过知识的防波堤。

相对于历史学对于珠三角漫长历史的叙述和梳理而言，珠三角实验室与其说这是一种对于知识世界的参与，甚至还不如说就是一种扰乱，相对于过去的知识生产，当代艺术正是以某种对抗性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透过对原定知识的破坏而建构出自身，因此，这一方式正是要把自身放置于原定知识世界的相对位置上，才能显现出自身的轮廓。这一与历史学形成的对照，同样也显现了历史学所呈现的对象——历史与记录和当代艺术要呈现的对象——媒介与话语之间的相对差异。所以，若是把知识世界想象成一种空间——其可以观察到的表面，带来了地形学的隐喻，正如别样一词所隐喻的分别、分辩之意，因为观察者与知识地形的相对位置，知识的地形不仅是因为知识的形态，还会因为观察者的相对位置为对象赋予了不同意义。

珠三角正是让我们借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象征层面上）来观察知识地形并反过来透过知识形态来定位观察位置的范例：它的第一个相对论是基于历史学研究而得到的特征——官家—民间二元结构，这一历史结构形成了珠三角步入现代世界的先决条件，由此构成了地形学意义上的中心—边缘状态的空间结构。从孙中山总理创立民族国家开始，一直到最新发生的政治博弈，我们都不能发现这一结构依然存在的踪影；

它的第二个相对论是位于世界体系中的相对位置——这一位置的历史版本是 17 世纪的东亚与南亚的三个城市，广州、长崎和巴达维亚以及它们联接西方中心的贸易关系，它的当代版本是开放的南中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城市群——广州和深圳特区，或者也包括香港和澳门，与其说是全球资本主义创造了珠三角的世界工厂的位置，还不如说是 20 世纪中国的特殊性创造了世所罕见的深圳奇迹。对于珠三角的历史关系而言，最重要的是 17 世纪的世界城市广州必须“相对”让位于 21 世纪的深圳。十年以来，在媒介和话语层面上，广州三年展和深圳双城双年展似乎是同时发生的，无形中两者构成了城市之间的文化对决，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在两个城市之间短短的一百公里的地形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

它的第三个相对论是经济与文化的相对不平衡——只有把文化纳入到后现代的棱镜中才能观察到文化的裂变现象，这是文化不平衡的由来。尽管广州三年展的珠三角实验室与深圳双城双年展都力图透过引入和创造爆点来夺取文化的制高点，然而，从珠三角实验室的实践来看，它所创造的短暂效应也必须是相对于内部的外部位置才能看到的，想象的相对论适合于描述这个现象——从全球流动的文化位置看到的制高点，转换到内部的官家—民间文化位置之后却成为价值洼地，这一知识地形上的反差可以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经过了广州三年展的努力，珠三角仍然难以成为可持续的文化引爆点，文化磁场的中心仍然在于相对“内部”的北京和外部的全球城市。自 2005 年的珠三角实验室之后，2015 年，广东美术馆正在筹备一场全新的大展——首届亚洲双年展，亚洲的视野（全亚洲）再一次把17世纪时期的广州（东亚与南亚）拉到了当下的位置，这一位置似乎假设了一个亚洲共同体的前提——因为整个亚洲都是西方中心的现代性所创造出来的对象，这既符合作为 CANTON 的广州的历史位置，也适合于重新从广州出发来定义当下的中心—边缘关系。不过，亚洲双年展是否能够在新的位置上对以上的三个珠三角相对论有所突破，或者说，亚洲视野是否能成为一种激活的力量，我们仍然而拭目以待。

无独有偶，本次深圳双城双年展也提出了 PRD 2.0 版块（珠三角 2.0 版），由于广州与深圳地形差异；也由于知识地形的不同位置，我更宁愿这样去判断，亚洲双年展必须面对的重点仍旧离不开前两个珠三角相对论——如何重构那个官家—民间二元结构（第一相对论），也许以重新塑造广州曾经拥有的世界城市的影响力（第二相对论）当成突破点，只要把官家文化的内部惯习扭向而外部。而第三个珠三角相对论，可能是留待给予深圳的命题，原因在于，曾经存在的经济与文化的不平衡中的那种文化，并不是因为一种客观存在，透过重新去定义与创造文化，将会改写这一相对论的劣势位置。在珠三角城市群的未来十年，只有深圳具有这种活力和可能性。

最后，想象的相对论可以再一次把观测的视线对准珠三角，从理论物理学的相对论出发，爱因期坦在《广义相对论》中预言，光线会因为引力的存在而被偏折，于是，对光线偏折的观测实验不仅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同时也预言了那个可能导致了光线偏折的引力（行星或恒星）的存在。以此为例子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从东方中心向西方中心发出的光线，反之使然，那么，珠三角将不会被（从外部）观测到它的存在，然而，若是从北京中心发出的光线，在射向西方之时，却必然会在珠三角发生偏折——使中心之光发生偏折的隐喻，说明了珠三角自身的独特位置与特征。

当然，珠三角知识世界只能获得一个能够偏折中心光线的地形，虽然它不得不透过对光线的偏折才能显现出它自身的存在，但就此而言，它仍然是一颗独一无二的“隐形恒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