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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世界 2015年10月301 期
逛
艺术世界|策划
蔺佳、王懿泉、杨圆圆、栾志超|责编
秋风起兮,不论是中国还是海外的艺术圈,到处是嘉宾云集的酒会,高潮迭起的开幕。人群像受到相同的信息素的招引,在约定的时间朝一家家展场蜂拥而来,片刻又向下一个展场蜂拥而去。
跳跃、摇摆、沉迷、躁动、眩晕,每种状态,朝夕往复。
不明不白,不紧不慢,不偏不倚,不咸不淡,百般滋味,哂然一笑。
本期“逛”将把这一段摩肩接踵、目不暇接的欢乐时光转译为文字的乐谱,将图像、言论、想象、冲动、思考静置纸上,让隐身或在场的艺术家、评论者和你我他再次交集。
100 陶辉:我还是挺传统的
栾志超|采访
新倾向:陶辉
New Direction: Tao Hui
中国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2015.8.21 ~ 10.19
ArtWorld:这是你在机构的首次个展,在展览之后都有些怎样的反响?陶辉:我听到的反响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好的反响就是觉得在之前没有看过类似的形式——特别是《多余的》这件新作品既像电视剧,又像电影,和一般的录像语言有些差别。不好的反响就是觉得两个空间的作品放到一起不那么搭配。但任何意见我都希望可以更多地听到,这样我可以更宏观地看自己。
ArtWorld:你自己在两个空间的安排和作品的选择上,以及布展的方式上是怎样考量的?
陶辉:这次展览准备的时间很短。5 月份的时候,我在艾可画廊做个展;6 月份的时候和尤伦斯确认了 8 月份的个展,所以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没有太多时间做新作品。所以,我就把展厅分成了两个空间,里面的空间展《一个人物与七段素材》,外面的空间展新作品《多余的》和旧作品《演技教程》。《多余的》相当于是《演技教程》的一个衍伸,这样外面空间里的两件作品能够有所联系。这个展览只是展出了我的部分创作,展出了我创作的某些面向。这是机制本身的问题。艺术家创作作品,然后需要展览来展示。在展览中又需要和之前的作品有线索,有联系,这样才会显得完整。所以,我有很多不太相关的作品无法融入到这次的展览当中来。就布展而言,在《一个人物与七段素材》中,我想营造一个公共空间的感觉。因为这件作品的很多素材都是我想到或者看到的,相当于我的个人日记。我想让观众在一个公共的空间去感受这种私密。声音也是通过耳机传递的,我设定的讲话的人是一个去世的人,他对观众的讲述通过耳机构成了一对一的紧密关系,而不是一对多。我想通过两个空间之间的光墙取消《演技教程》这件作品的背景,只留下录像。因为墙本身还是物质性的,但光是抽象的。光墙在某种程度上抽离了墙本身,包括《多余的》这件作品的拍摄也是去掉了所有的背景,只保留了人物、道具和表演。
陶辉,《多余的》,展览现场图,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图片提供
ArtWorld:对演技的考察,对电视形式的参考这类形式的创作最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陶辉: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应该就是这个创作路线了。其实,上大学之前,我并没有选择学习油画。我想学的是电视制作或者广播电视编导之类的。但是朋友告诉我说,川美的油画系要更适合我一些。刚上油画系的时候,还有老师说像我这种水平是怎么考进油画系的。当时觉得特别无助,有些怀疑要不要继续学下去。我在读大学之前并未系统地学习过绘画。我高中的时候更喜欢拍照片。最开始用家用的傻瓜相机,后来在淘宝上买了一台数码相机。我也挺喜欢画画,但我觉得绘画对我来说太难了——要在那么有限的媒介上表现,因为我有太多的内容,有太多叙述的渴望,而画面呈现不了那么多的东西。而且,中国的美术教育接受的视觉训练都是非常具像的。我就觉得,这种视觉模式下的话,与其绘画,不如拍照了。而且,我最理想的职业是作家。我有很强烈的叙述的欲望,但我文字功底又不好,所以就以视觉的方式表达出来。
ArtWorld:你之前有说过,如果展览的题目不叫“新倾向:陶辉”的话,就叫“故事会”。和电影、电视剧比起来,录像的主要功能显然不是讲故事。但你却将电视的叙事经验引入了录像,在这中间,有怎样的转换?
陶辉:我觉得影视的故事叙述是非常模式化的,有一个固定的工业流程,通过叙事让观众得到情感上的满足。但录像没有那么多的规则,艺术家反而可以不断地试验,找到新的叙事方法。每个艺术家有自己平时的观察方法,这会慢慢形成他的叙事方式。哪怕这个艺术家既画画,又拍录像,他的录像语言和绘画语言也会有相似的地方。我从电视上学到了很多,只不过我是从不同的角度运用这种电视的语言,在影视工作者的工作方法里找到最适合我的角度。而且,我还是挺传统的,都是从影视剧的经验中找工作的方法。因为电视是陪着我长大的——甚至不光是我,我们这个年代的艺术家都是在图像时代长大的。文化圈对国产电视剧嗤之以鼻,很多人都会特别不屑地说自己从来不看电视剧或者怎样。但是,我觉得有 80% 的中国人都看国产电视剧。那如果忽略这个群体,就等于是忽略了整个社会。这些人为什么要看电视剧?我觉得这里面包含着这样一个群体的需求,表达着他们所想要的东西。这些东西代表着大多数人的生活和经验,所以我觉得在这里面还是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发现一些东西,找到自己的内容。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来看的话,这样一个群体代表着社会的主流。所以,我觉得看问题两边都要顾及到,而不只是局限在一个狭窄的圈子。
ArtWorld:你如何挑选故事来表达这部分的经验?
陶辉:在故事的选择上,我会考虑故事本身的戏剧性。很多故事并不适合在录像很短的时间里建构一个完整的框架,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影像才能做到更为完整的表达。但更多的考量还是跟我自己经验有关,很多故事都是我听到的或者和我有关的。这样的话,我自己对这些故事更清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我会觉得不具备强大的说服力。
ArtWorld:这样一种故事和对演技的思考的相结合的工作方式是怎样的?
陶辉:我之前的创作是非常自由的,自己扛个摄像机就拍摄了。脑海中大概有个想拍的故事的框架,就去拍了,根据现场的情况妥协或者增加,很即兴。大多数创作的部分基本都是剪辑的部分。现在的创作方式就改变了。从《演技教程》开始,我就会有一个脚本,有一个故事大纲先写出来,给表演的人看。后期的配乐,我会自己配一些环境音或者在 freesound 的网站上找一些免费的音乐,或者找音乐圈的朋友帮忙。
陶辉,《演技教程》,展览现场图,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图片提供
ArtWorld:你谈很多的自己的成长经历,而非艺术的教育与学习。这两部分在你的创作中是怎样的构成?
陶辉:成长经历对我的创作来说是有很大影响的,但是美院学习的经历对我职业化的培养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些学习让我知道了如何把艺术创作作为一种职业,也就是说完成了一个职业化的过程。在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还是觉得自己将来要做编导,做电视。毕业的那段时间非常焦虑,都要放弃毕业作品了。因为拍摄涉及楚,知道如何使用,在一些细节上也更加得心应手。如果是一些凭空的故事,没有到团队,但当时上学没有什么经济条件,所以就做的很辛苦,就想画张画毕业算了。毕业之后,我觉得在重庆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如果要生存还是要找一个市场化的工作环境,就来了北京。现在回头来看,我很感谢川美。川美油画系提供了一个多层次的创作空间,但又没有一个固定的规则,更像是自由艺术系。
ArtWorld:你也提到了你这种形式的创作和别人的不同,一开始对自己的这种创作方式有没有怀疑?
陶辉:一开始没有,来了北京之后有了,这种怀疑的状态持续了一年。当时感觉北京的艺术圈都在聊理论和学术。我当时认识的艺术家也不多,出去看展览也觉得看不懂,总是需要大量的文字解释。我也没有严密的艺术史训练,所以就有些怀疑自己,觉得是不是美院白读了,或者自己是不是真的不适合做艺术。后来在重庆做了一个展览,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谈我对艺术的理解,认为高级的艺术是和自己完全无关的。我在接下来的创作中就朝着自己所设想的这个方向发展。但我又觉得很无聊,心想还不如做科学算了。慢慢地,看的东西也越来越多,就觉得回归自己,回归身体,回到最本真经验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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