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 尤里·阿尔伯特：莫斯科观念主义者 - 2015年8月299 期 - 期刊库

艺术世界 2015年8月299 期

东欧艺术

艺术世界｜策划
杨圆圆、蔺佳、王懿泉、陈冰雨、栾志超、谭昉莹｜责编

相对于西欧、北美地区当代艺术展览机制的成熟、艺术市场的活跃、话语权方面的强势，东欧艺术一直处于观众的盲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之外，东欧艺术家也不断进行着革新的探索和对传统的内省。全球化的今天，东欧艺术渐渐建立与国际主流文化趋同的标准与品味，并保持着他们与其他地区的相异性和独特的历史遗产。

70 尤里·阿尔伯特：莫斯科观念主义者

王懿泉｜采访张猛｜翻译

尤里·阿尔伯特（Yuri Albert, 1959）的创作是对艺术彻彻底底而反反复复的思索，这从他 1970 年代以来的作品中可以一窥究竟。这种创作气息的连贯让他成为了第二代莫斯科观念主义者中的代表人物。今年 6 月，我有机会在莫斯科拜访了尤里·阿尔伯特，他的工作室位于一栋苏联共产主义风格的集体公寓之内，与他的交谈成为了这次采访的契机。

1978 年，尤里·阿尔伯特的一件行为艺术作品，他怀抱着一块标语“尤里·阿尔伯特将他所有的温暖给予别人”

ArtWorld：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要作一名艺术家的？为什么决定作艺术家呢？

尤里·阿尔伯特：我小时候像所有的孩子一样，用橡皮泥捏过士兵和骑士。我们家里曾经出现过艺术家——著名的法国雕塑家雅克·里普希茨（Jacques Lipchitz）是我祖父的兄弟。因此，我父母认为我继承了雕塑的才能，决定把我送进儿童艺术学校。在那里我渐渐明白了，将来要成为一名艺术家。15 岁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观念主义艺术家、苏维埃波普艺术（Sots Art）流派奠基人科马尔和梅拉米德（Komar and Melamid）的工作室。在那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当时最为激进的现代艺术，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些。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我想要从事的正是这种艺术创作。

在 2007 的表演作品《在展览中游荡》（Wandering Over an Exhibition, Stone in the Shoe）里，尤里·阿尔伯特给前来莫斯科国家当代艺术中心（NCCA, Moscow）参观展览的观众每人分发一粒小石子，让观众放入鞋子中。尤里·阿尔伯特说那些小石子就是他的作品，是一件件雕塑，伴随着观众的参观过程。

ArtWorld：你可以谈一下莫斯科观念主义艺术运动吗？你觉得俄罗斯的观念主义运动与英美的观念主义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尤里·阿尔伯特：观念主义这两大分支的区别，是由其产生条件的不同决定的——俄罗斯观念主义产生的背景与欧洲完全不同。当时西方在推行一条声势浩大的、弱化视觉语言的道路，当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弱化的时候，最后一步自然就是心平气和地对形成的状况作评注、归档，观念主义在这个时候应运而生。英美观念主义在与极简主义、波普艺术以及相距更远的、在这之前就已经成为规范背景的抽象表现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实现了自我定位。而我们在 20 世纪 70 年代，现代艺术的背景完全是另一种样式：苏联官方绘画、非官方现代主义绘画，以及有些遥远的、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的现代西方艺术。

莫斯科的艺术家们脱离了国际的语境，片面、局部地考察艺术，经常思考到他们的某些不为人知的事实，为自己看到的东西找出某些（常常是不准确的）解释。这给予了他们中的一些人一些机会，使他们发掘了审美旁观者的地位，以自己的作品提供局外人的视角。

莫斯科观念艺术家应能对艺术作出回应、参与到对话中去，并且适应两种完全不能融合的语境——地方语境和想象中的西方语境。正是从这里发展出莫斯科观念主义运动可以想见的精神病理特征以及这种情境下十分自然的后现代主义。说实在的，观念主义（不只是莫斯科的）既是发达现代主义的最后一脉，也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支脉。

在 2010 年作品《一分钟》（One Minute）里，尤里·阿尔伯特与巴黎卢浮宫进行了长期的磋商，最终在他的坚持不懈下，卢浮宫同意从 10 月 20 日至 25 日将原定的开馆时间提前 1 分钟。

ArtWorld：在你的作品中，我没有看到任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者是官方艺术的痕迹。事实上，你的艺术是完全不同的。我很好奇，你是怎样做到能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官方艺术保持有如此巨大差异的。我想，在你年轻的时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许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尤里·阿尔伯特：莫斯科观念主义的第一代艺术家在 50 年代学习绘画。他们学习的正是创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东西，巨幅宣传画。等到他们走上另一条路，即现代艺术的道路时，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地、痛苦地克服绘画形式所决定的一些困难。这在卡巴科夫（Ilya Kabakov）、埃里克·布拉托夫（Erik Bulatov），玛丽娜·楚科娃（Maria Chuikova）或科马尔与梅拉米德（Komar and Melamid）的作品中都有反映。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家来说，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斗争已经不是那么迫切。对于我们来说，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巨幅宣传画之间的关系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何况无论是我，还是我最亲近的朋友，我们都没有接受过经典艺术教育。对我们而言，与现代西方艺术的关系更为重要，我们对它们知之甚少，因为外面渗入的信息太过匮乏。

ArtWorld：你的作品《莫斯科投票》（Moscow Poll）使我想起了汉斯·哈克（Hans Haacke）的作品《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投票》（MoMA Poll ）。你的创作受到汉斯·哈克的影响了吗？

尤里·阿尔伯特：70 年代末的时候，我就从书上看到了哈克的作品。他的作品我非常喜欢，尤其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投票》。几年前，我想：“为什么我至今还很喜欢这件纯政治性的作品，尽管越南战争和洛克菲勒副州长早就成了旧闻了。”我得出一个结论，哈克的作品作用于两个方向——不仅利用艺术的疆界进行政治宣传，同样也利用了政治来讲艺术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哈克的这件作品向我们展示了艺术的基本原则：站在任何一件作品面前，我们总是会处于一种选择的状态之中，哪怕只是选择“喜欢”还是“不喜欢”。因此我选择了哈克使用过的形式，提出自己的问题。而且我的问题与哈克统一的问题相比，更具有多重性，对于这些问题不能给出统一的正确的回答。

ArtWorld：你怎么看待莫斯科今天的艺术圈？今天的艺术圈和上个世纪 80、90 年代相比，有什么不同？

尤里·阿尔伯特：80 年代初的时候，艺术圈非常小——所有人都互相认识。所有人也都认识自己的观众——因为所有人都互相是对方的观众，要知道那时候还没有公开的展览。改革之后，政府允许独立艺术家展览，我们拥有了来自其他社会团体的大批观众。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第二次变化出现在 21 世纪初期——现代艺术教育出现了，也出现了一大批的年轻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已经不可能彼此认识了。第三次变化是，各个省里出现了现代艺术教育，艺术家们从各省又来到莫斯科。

ArtWorld：你曾经说过你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很感兴趣，那你能不能谈一谈你所喜欢的中国文化，或者是列举一些你喜欢的书籍？

尤里·阿尔伯特：还在改革之前，苏联就有教授中国学的很棒的学校。50 年代在与中国共产党保持伟大友谊的时候，一大批中国经典作品被翻译出版，譬如《诗经》、《易经》、《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作品。70 年代，就像美国的 60 年代，在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对于各种佛教密宗、禅宗等流派的兴趣。一些艺术家，譬如安德烈·莫诺斯特尔斯基（Andrey Monastyrsky）以及他所参与的“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s Group）艺术团体，都对此相当喜爱。中国的水墨画，以及翻译过来的古代绘画典籍，如《芥子园画传》或者石涛的《画语录》，也很受欢迎。我本人从来没接触过佛教，但非常喜欢那个时候的中国文学。有一本我最喜欢的书，也不止一遍读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ArtWorld：请谈谈你最近在从事的创作吧。

尤里·阿尔伯特：现在我最感兴趣的是集体创作。我是一个严格遵循自己的方法的艺术家。从某段时间起，我开始好奇，几个艺术家在一个共同的装置里是怎样相互影响的，在这种相互影响中会产生哪些新的思想。从 2008 年开始，我同维克多·斯科尔西斯科（Victor Skersis）、安德烈·菲里波夫（Andrei Filippov）一起加入了“丘比特”（Cupidon Group）小组，秋天我们会在莫斯科展出一个新装置。2011 年，“雪绒花”小组启动，我们在其他团体（合唱团、运动队、马队、模特队）的参与下进行更加复杂的表演。今年我们组建了新的团体，共同完成绘画创作。

当然，我也不会停止个人的展览。

尤里·阿尔伯特 2012 年的作品《莫斯科投票》（Moscow Poll）中的两个问题。

尤里·阿尔伯特 2002 年作品《戴眼罩的旅行之三》（Excursion with Blindfolded Eyes #3）。
在这件作品中，他令前来参观特列季亚科夫美术馆（The State Tretyakov Gallery, Moscow）的观众戴着眼罩由引导员带领着欣赏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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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ble 于 2024-5-23 19:08:03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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