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马丁·泽特：我有权只为我自己工作 - 2015年8月299 期 - 期刊库

艺术世界 2015年8月299 期

东欧艺术

艺术世界｜策划
杨圆圆、蔺佳、王懿泉、陈冰雨、栾志超、谭昉莹｜责编

相对于西欧、北美地区当代艺术展览机制的成熟、艺术市场的活跃、话语权方面的强势，东欧艺术一直处于观众的盲区。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模式之外，东欧艺术家也不断进行着革新的探索和对传统的内省。全球化的今天，东欧艺术渐渐建立与国际主流文化趋同的标准与品味，并保持着他们与其他地区的相异性和独特的历史遗产。

80 马丁·泽特：我有权只为我自己工作

栾志超｜采访艺术家｜图片提供

1985 年，杂志对《利迪策圣母》的报道

马丁·泽特，《没有哪座城市能逃离革命》（Marting Zet, No Country Is Safe From Revolution），2015，Lenka Klodova｜摄

马丁·泽特，《革命的欧洲》（Marting Zet, Revolutionary Europe），录像，58 秒，斯洛伐克，2003

ArtWorld：你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捷克接受的艺术教育和学习。当时的艺术教育是怎样的，特别是在你所就读的布拉格艺术学院？在 1989 年之后，艺术教育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马丁·泽特（以下简称“泽特”）：我学习的是纪念碑雕刻，除了必修课程之外，我还违规和医学院的同学一起学习了验尸的课程，试图通过研究真实身体的内部来理解理论，而不仅仅是身体的图像。这段时间的教育持续了六年的时间，仅在最后一年的学习中有了意识形态上的要求。我毕业作品的给定题目是在利迪策（Lidice，德军在 1942 年入侵了这里）建造一个纪念地。学校要求严格遵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传统：雕刻出一幅母亲带着孩子冲出燃烧的村庄的画面。我自己想要雕刻一尊捷克画家、音乐家、作家路德维克·库巴（Ludvik Kuba，1863-1956）的肖像，但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一座利迪策的圣母像——这是我导师最后给我的题目。1985 年，我结束了艺术学院的学习。自 1989 年之后，我从未回去过。可以肯定的是，所有的老师都变了。但直到现在，学校里除了观念艺术工作室和新媒体艺术工作室之外，仍然保留着教授传统艺术课程的工作室。

ArtWorld：纵观你到目前为止的所有作品，很难看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留下来的痕迹。这种传统对你后来的艺术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泽特：我从未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是某种在我学习时仍然存在的东西。我更多地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看作是一种存在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风格，再要么就是六十年代初。

ArtWorld：在你的网站上看不到你在 1991 前的任何创作。此前的捷克艺术圈是怎样的？有怎样的地下创作和活动？

泽特：我不想成为地下。我相信，远离市区，集中创作或许能让我创作一些和我周遭的政治机制毫无关系的作品。其实，面对周遭的环境和形势，艺术家们都在做着各自不同的事情。

ArtWorld：在 1991-2000 年间，你做了大量的雕塑作品。其中有很多都带着极简主义的特色。这和接触西方艺术潮流有关吗？

泽特：那段时间，我尝试抵达问题的核心，自然而然地就对其他国家如何解决问题深感好奇。边境放开了，我开始尽可能多地旅行。除了邻近国家，我还去了中国和其他国家。1995 年的时候，我终于去了美国的纽约。这座城市的能量让我感到兴奋，但画廊里的展览却让我感到害怕——绝妙的想法，天才的艺术家，以及适应市场为卖而做的作品。而捷克对我来说竟然有了极大的好处：这里没有市场，以我无需考虑为卖而做，也不用考虑什么时候做完，甚至也无需完成。当时的纽约到处都在展极简主义，这对我来说是另外一种震撼。因为在我学习期间，极简主义是几乎被禁止的，因此对我来说也就极具吸引力。极简主义给我的影响可能在于让我思考如何压缩信息，如何去除描述性、讲述性。

马丁·泽特，《地铁（三合一）》（Marting Zet, Subways (3 in 1)），布拉格地铁一截车厢内放一天的双屏录像，1998

ArtWorld：人们对这些西方美学和创作方式持怎样的态度？是完全的欢迎，还是迟疑？

我们不信任自己的历史，抑或是当代艺术史。而且，大多的传统艺术作品并不具备多少启发性。某种程度上，因为理性化的西方机制，大家也更加确信可信赖的现实只是个幻觉。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新的工具开始出现。我所感兴趣的并非西方美学，而是其所开启的可能性，拓开的边界。

ArtWorld：这段时间对捷克斯洛伐克本身来说也十分重要，斯洛伐克加入了北约、欧盟。在这十年里，捷克转变为一个消费主义的社会。这必然给社会和人民在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是你这段时间的创作仍然保持着一致性和自我。能否就此谈谈呢？

泽特：一直以来，我都认为我有权利只为我自己而工作。但后来我开始慢慢地反思周边发生了什么，如何和他人发生关系。举例来说，人们的时间观念发生了最大的变化。以前，我们的口号里都是万岁！在加入欧盟之后，我在圣诞节购物期间在布拉格最大的市场门口拉起了横幅，上面写着“和欧盟永远在一起”。

ArtWorld：然而，到了 2002 年的时候，你创作了很多和革命相关的作品，如《红色让人疲倦》、《没有哪座城市能逃离革命》、《红爸爸》等等。如何会有这样一个大变？

泽特：这个变化其实要更早一些。1993 年，我和家人再次搬离布拉格，去了一个名为利布新（Libusin，大约 2700 人口）的小城，住在一条名为卡尔·马克思的街上。这是 1989 年之后，捷克仅存的一条和共产主义有关的街道。在 1989 之后，所有的街道都随着政权的更迭而更名了。我开始依据我所处的境况开始创作：我住在一条名为马克思的街上，住在两种体制中——一种是共产主义，而另外一种则是初级资本主义。这两种体制都让人联想到革命（因为捷克转变为资本主义的体制也是一场革命）。这样的生活经验给我的创作带来很多便利。

ArtWorld：你接下来的创作有现成物、录像、表演、摄影等等，简单来说，十分“当代”。其他的艺术家以及整个艺术圈在经历了这些历史动荡之后是怎样的状况？

泽特：当时的艺术圈还是十分多样的。总体来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要靠艺术来生存还是很艰难的。除了极少数可算是传统的绘画之外，没有人会买艺术作品。新富首先想买的是好莱坞的垃圾电影：急速行驶的汽车、泳池，绝不买艺术。但同时，消费主义把艺术作品转换为商品的观念也给艺术家带来些疑虑。

ArtWorld：东欧及其身份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探讨。你对此是怎样的体验和看法？

泽特：我很享受这一身份。东欧完全被搞坏了，也不被尊重。举例来说，捷克不会有太多的自信或自尊。这里的人又阴郁又萎靡。但是，我们乐在其中——最糟糕的都已经经历了，这还是十分鼓舞人心的。总的来说，这里还是非常有趣，有挑战性的。

ArtWorld：你在今年的四月又来了一次中国，去了古城西安，还在四川成都参加了一个行为艺术展。在中国有怎样的体验？

泽特：我很多年前就喜爱中国，因为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和捷克人十分相似。两国的人民都没什么宗教信仰，爱吃爱喝爱笑，又极具开创性。我分别在 1990、1996、2008 和今年去过中国。一开始只是旅行（1990），后来则开始进行我的海洋绘画计划，记录长江和黄河的海浪，记录三峡（1996）；在西安，我用中国的五星红旗做了《没有哪座城市能逃离革命》系列的表演。

ArtWorld：尽管《通道》这个创作计划在很多个城市实施展出过，但是在德国仍然被阻止。是怎样的原因呢？

泽特：《通道》这件装置作品的情况有些意思。最开始在弗兰茨瓦夫、布拉格、罗马、第比利斯、休斯顿的时候，我是在普遍意义上来谈书的。我把书作为一种媒介，和某个时段的人类历史联系在一起，从而构成一个从口耳相传到报道再到大众传播再回到报道的通道。而且，我对书的内容并不关心。因此，这件作品在这些地方只存在一些很小的问题（因为在这些书上面行走并不容易，而且这件作品的实施地点通常都是通往其他地方的通道）。当我在德累斯顿（Dresden）开始考虑书的内容的时候——把书的内容作为最基本的概念——《通道》这件作品就用了一万三千本德国的意识形态书籍。这个时候，严重的问题就开始出现了：在开幕前一天，这件作品被撤展了。这十分可笑，因为这是“没有我们“（WITHOUT US）这个展览中最大的一件作品，而且这个展览和艺术家的抵抗有关。这个城市的代表也是这个展览空间的所有人，他说，如果保留《通道》这件作品的话，那整个展览都要取消。因此，这件作品就被撤展了，甚至都没有在展览的网站上出现。

ArtWorld：有趣的是，三年之后，当你在德国实施另外一个和一本德国畅销书《自掘坟墓的德国》相关的作品时，同样引发了热议和抵制。如果说《通道》的取消是政府行为的话，这次则是一次公众行为。能否就此谈谈？

泽特：是的。在这件作品中，我把注意力转向了仅仅一本书的内容。这本书在德国引发了一场全国的灾难。我试图离开展览所提供的安全的空间，进入真正的周围环境，而不是当大众表现出恶意时，以“做艺术”为借口——尽管那位战后德国提倡优生的仇外畅销作家就是这样的。有趣的是，当那些新纳粹在为这本书正言时，他们说我违背了言论自由——而我只是让人们把他们的书（到我做这件作品为止，这本书已经销售了一百三十万本）带过来展览而后毁掉或再利用。更不堪的是：纳粹思想又回来了，把这种自我保护的工具当作是体制对抗的基础。

ArtWorld：除了这些和书有关的作品，你自己也制作书籍和杂志。书一直以来都在教育、交流、意识形态生产、政治宣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随着印刷术、交通，及消费主义、全球化、数字化的发展，书也经历着巨大的变革。书在你的创作中是怎样的角色？

泽特：我生活在两极——我爱书，我也恨书。有的时候，我觉得书折损了很多基本情理的价值，比如情感、梦想、爱意、稚气。但有的时候，我又喜欢读书，甚至认为书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也包括所有的文本。现在，我处于一种比较正能量的时期，这也正是为什么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采访。

马丁·泽特，《红色让人疲倦》（Marting Zet, Tired of Red），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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