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产的异质妥协
回家，离家出走：一则艺术地理样本
中国北京｜泰康空间
2015 年 6 月 18 日-8 月 15 日
 展览现场图，泰康空间｜图片提供
（赵成帅｜文）泰康空间一直以展览项目的形式展开对地域艺术生态的考察，此次邀请了四位广东籍艺术家形成展览“回家，离家出走——一则艺术地理样本”。四位艺术家在广州接受大学教育后，郑国谷回到家乡阳江，李景湖回到东莞，宋拓一直留在广州，而胡向前北上赴京。展览试图探讨“广东”作为一个地理和文化概念，在整一的序列中充斥的延异、滑动与错位——事实上，这个展览最直接的疑惑恰恰是，这样一个正确的目标为什么要以当代艺术的形式来讨论？
“回家，离家出走”这样的展题可能仅仅是四位艺术家一个妥协的产物，这个展览的困难在于，如何把四位极具性格的艺术家调和到一起，同时又不损害各自的秉性，它要解决的是一种达成妥协的异质力。胡向前主动提出担纲策展人，这跟他最新思考的关于艺术的一个判断有关：中介。他认为一名艺术家同时应该是一名策展人，是一个中介的角色，这是最良性的状态。所以他的策展前言直接采用了一件行为录像作品《前言（方案）》，以他典型的户外演讲方式阐释了艺术家、策展人与中介之间的关系。这个经验来自于，他的父亲曾经贩卖西瓜——既不生产西瓜，也不垫付资金，他只需要把买瓜者带到瓜农的田地里，从中协调达成交易，就可以“空手套白狼”赚取佣金；但是他要熟悉买卖双方需求、熟悉西瓜行情、熟悉交易心理，更多时候他是双方的“发现者”——这很像是一名策展人的工作。作为一名艺术家，胡向前似乎对眼下的策展人境况不甚满意，他们似乎既搞不懂艺术家在想什么，也不清楚自己在思考什么，他们在工作中显得不是那么清晰、决断——因为中介绝不仅仅意味着促成交换，更重要的是带有“发现性”地生产，让两个主体在对位中擦亮各自新的位置。
来自东莞的艺术家李景湖是一个极其生活化的、经验型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向来对生活拥有本能的应激反应。展厅入口是他的装置《瀑布（锦厦）》，将 200 部旧手机排列在一块 240 × 100cm 的铁板上，手机全部处于充电状态，循环播放不同的流水视频。作品显然与东莞这座电子原件生产基地有关，当他打算到北京后再收集旧手机制作作品时，发现事情忽然变得困难起来，只好回到东莞，从制作材料到程序设置迎刃而解。李景湖的作品总是显得硬朗，但他通常会用一个隐喻的题目赋予作品一种梦幻，既具有诗的特征，同时也具有某种广告特色。比如他展出的另一件装置作品《命运》，把东莞城中村里错乱纠缠的电线布局移植到展厅里，正是这种混乱的文明生产出了文明的生活（比如人人在用的电子产品），悖谬的是城中村的村民还是摆脱不了那些电线的缠绕——命运之所以为命运。
如果再考虑下郑国谷的作品，你很难说这几个广东人到底有什么共同可言。参佛的郑国谷这次倒有些“仁波切”，他的作品《另一种审美》直接提出“能量场”的概念，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符号学走向能量学的审美”。他在一些六边形上标示出对应于人体的诸多能量点，他认为观众在观看这些平面图像时，身体中的能量点会被激活，会感到身心舒服。而另一件装置《观众的反应就是在艺术本身》更是玄乎其玄，他选用了一些草根诗歌用阳江话录下声音，让杭州人倒立在墙上，听一句模仿一句，最后把五个四不像的声音和影像放在展厅里，他同样认为观众在观看时身体中的能量点会被激活从而产生共振反应，而身体的直接反应就是作品本身。郑国谷的作品像是个体验式游戏，在逻辑上很难解释，但他煞有介事地在展厅里帮助观众去体验那种能量激活。
有趣的是这种分离状态、出走状态经由三种路径找到一个“回家”的出口。一是宋拓的作品《咦？See This？》取来四件兵器，在开幕现场交给四位艺术家，郑国谷持禅杖扮玄奘，宋拓拿金箍棒扮悟空，李景湖扛铁耙扮八戒，胡向前持智深铲扮沙僧，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自由游走，像正常人一样交流，给开幕大趴做足了气氛，把整个现场聚集到他们四个主体身上。二是在沟通方案的过程中，方言成为一条延展的文化纽带，胡向前与宋拓是雷州人，他俩单独用雷州话沟通，李景湖与郑国谷加入后四人通用粤语，当与画廊、媒体对接时，会切换到普通话——语言的同心圆结构恰好表征了文化的相对性，在广东里面有次广东，次广东里面还有次次广东。三是此次展览完全重新搭建的空间极富创造性，四位艺术家的作品既有嵌套对位，同时又通过阁楼暗道做出恰切的隔离，李景湖的《命运》与胡向前的《北京天空》在同一个空间中形成前后景深关系，前景是《命运》缠绕的电线、电缆，深景是远远的挂在高处的摄影装置《北京天空》，而郑国谷的“能量场”装置则被隔离为两个几乎独立的静修室。而这也正是“回家，离家出走”作为一个展览的价值提示，如何让迥异、分离、异质的因子达成妥协，且是一种嵌套、简洁、生产性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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