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

艺术世界｜策划
杨圆圆、蔺佳、王懿泉、陈冰雨、栾志超｜责编

思想家与艺术家对行走的喜好以及展开的讨论可谓源远流长， 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 从本雅明到居依·德波。“行走”是一个如此基本却宽泛的概念，在艺术实践中，它既可以是一种方式方法，也可以是作品的主体部分。本期杂志专题划分为走路、跑步、交通工具、旅行以及虚拟行走五个板块。我们试图在有限的版面中，从不同面向呈现一系列与行走相关的当代艺术实践与讨论。

殷漪｜文

殷漪，1978 年生于上海，声音艺术家和策划人，他的创作领域包括：声音、影像、装置、现场表演，他于 2011 年创建“BM Space”表演空间，2013 年与艺术家廖斐创办“车库”沙龙。从 2015 年开始，OCAT 上海馆特邀殷漪策划并发起公共言说项目“Agora 广场”。



真理之口，位于人民广场地铁站 9 号口内，陆庆翰｜摄

我见过三次“真理之口”。第一次是在电影《罗马假日》，第二次是在罗马，第三次是在上海。

当我在人民广场 20 个出口中的某一个出口处偶遇“真理之口”时，我非常困惑。是谁把“真理之口”放在这里？为什么？真的有人会把手放到特里同（Triton）嘴里吗？为了冲淡那种荒诞感，我试图把分别在电影里，罗马和上海见过的三个“真理之口”放入鲍德里亚的“拟像”理论模型中。可是，一种有效的理性分析并没有带来愉悦，反而增加了焦虑，甚至是恼怒。

在独自一人回家的地铁上，我一直在寻找能够把罗马、上海变成同一个现实世界的东西。那肯定不是安妮公主的发型和她那优雅的“Thank You”，也不会是各种“罗马假日”系列浴缸。应该是这样一个东西：我和它，相互消耗。走出地铁站，望着虹口街面上车来人往，我突然找到了那个东西，在《罗马假日》里它是乔载着安妮的那辆 Piaggio Vespa 125，在罗马它是各种 Piaggio 小型踏板车，在上海它是永久牌和呈捷牌 LPG（石油天燃气助动车，以下简称助动车）。


一辆已有 50 多年历史的 Vespa 牌摩托，Christian Scheja｜摄

与所有热爱艺术的朋友们一样，我最喜欢上海的春天和秋天。上海的春天和秋天是开助动车的最佳季节，在百无聊赖之际，我常常会骑上我那辆呈捷牌的 LPG 出门闲逛。那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移动。

记得刚开始操作助动车那几天，我感觉很不适应。我仍然在使用十几年来铭刻在身的自行车经验，而助动车需要我的判断、反应、决定、手指操作都加快速度。身体内部运转速度不断与身体移动速度匹配的过程也是肾上腺素加速分泌的过程。于是在我的移动速度和肾上腺素分泌量的上扬双曲线的顶端是自由意志和身体活力的交汇。

这绝对不是可以用来自外部的科学参量所能计量的，这是一种来自身体内部的感觉和回应。这种感觉和回应是不是同样可以在骑自行车和开汽车的过程中得到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身体外部移动速度的提高需要身体内部运转速度的支持，而这一联动过程是通过人对于机器的操作来完成的。这里就涉及到操作变量速率和身体消耗。

助动车加一次天然气可以连续跑 100 公里，最高时速可以达到 60 公里，在日常街道上开 40 公里非常轻松。与自行车相比，助动车的不管是持续速度还是绝对速度都快多了。我们完全可以想像在上海的马路上一辆时速 50 公里的自行车驶过，但很难想像它长时间保持这一速度。自行车绝对速度提升的同时是骑行者体能的下降，随之而来的是肾上腺素分泌受阻。从长时间和长距离的角度来看，自行车骑行者的肾上腺素分泌量是短时间上升，在某一点达到峰值，然后衰减。因为自行车需要骑行者更多的身体参与以及体能，所以不会出现那两根上扬曲线。与自行车相比，助动车的操作者身体与机器的距离要远很多。

那么是不是有了这种身体与机器的远离加上体能的低消耗就可以出现那两根上扬曲线了呢？比如汽车。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前面提到的操作变化速率。汽车在机动车道行驶，汽车的周围是汽车们，汽车之间的速度差不会很大。助动车被规定在非机动车道行驶，助动车与旁边的行人、自行车和电动车速度差可以很大。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汽车的持续速度和绝对速度比助动车快，身体消耗可能比助动车还低，但是在与移动参考系的速度差量方面助动车比汽车大很多，所以助动车操作者的操作速率和变化率都要快很多，“开车就是开判断”可能更加适合助动车。也正是因为移动参考系的不同，坐在 40 公里时速的助动车上要比坐在 80 公里时速的汽车内感觉更“快”。在上海驾驶汽车也不太会有那两根上扬曲线。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开助动车的确在追求那两根上扬曲线，结果是大多数时候会伴随着上海人说的“一开车，素质就差”。但更多时候是因为另一些东西。在开助动车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跑遍了整个上海市区。我发现自己开始试图更多地去了解上海，或者说一种不被束缚的移动加剧这种好奇心。我喜欢没有目的地开助动车到10 公里或者 15 公里以外某个地方，然后一路扫街返回。有时候会重复去一个地方，然后走不同路线回家，看看有多少种可能性。渐渐的一张私人的上海交通网络图在我脑袋里慢慢形成。一段时间内，我是很喜欢坐在朋友的汽车内给他们指路的。结果是有 30% 的建议没法实施，因为单行道；因为汽车体积太大；因为前面有个路边的菜场；因为我忘了及时提醒，而此时汽车只能直行或转弯。这时我总是会怀念坐在助动车上时身体和意志的自由。

我扫街最多的地方是虹口和杨浦。5 月或者 9 月下午 3 点到 6 点，在虹口或者杨浦，在阳光和建筑行道树留下的阴影间的温度变化，在主干道和众多小路甚至是弄堂之间的视觉变化，在住宅区和临近马路菜场之间的听觉变化，在小学、中学、技校、职校门口时各个小吃摊之间的嗅觉变化，这些多维的变化交织在一起，不断投向坐在助动车上的身体，绝对是一种全感知联觉体验。（所以我常常称坐在汽车里的朋友为“汽车驾驶员”。）虹口和杨浦的人口密度很高，大多数地方围绕“居住的人”而展开的生活资源会汇集在一个很小的物理空间内。这两个区的城市更新速度也比较慢，从1950 年代到 2010 年代的建筑都有可能混杂一起，这又会出现个人的私密空间与社会的公共空间重叠过度的现象。这些都是被想象中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的背面。所以我必须承认助动车给了我一个重新认识“我的上海”的机会。在上海开助动车的确可以是一次美妙的经历，前提是不要犯“把社会世俗当做社会奇观”•1 的错误。

（“……既要防止观察者将世俗的东西转化为奇异的东西，也要防止观察者将奇异的东西转化给世俗的东西……”《布尔迪厄访谈录：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1997，P99））

我的助动车作为机器，在我不断消耗它的同时也在以一种自有的方式消耗着我的身体。比如突然下雨；比如白天出门忘了带外套，晚上一路吹风回家；比如忘了加气，要推着 100 公斤的它去加气站。最为极端的例子是，因为开小差撞到路边护栏导致我右手骨折。在瞬间的疼痛后，我第一反应是“妈的，估计是骨折了”。第二反应是“妈的，老子终于骨折了”。于是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学会了用左手吃饭。妈妈好像挺开心的，因为我改掉了吃饭狼吞虎咽的坏毛病。

其实永久牌或者呈捷牌 LPG 必定不属于哲学家、社会学家、城市规划师、艺术家、文艺青年。它是一段时间内上海市区迅速扩张过程中居住在这个城市中蓝领的交通工具。两年前，未来岳父问我要不要闲置多年的呈捷牌 LPG，他早已升级为大众牌汽车。现在回想起来，我没有拒绝试骑一下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我的生活环境、生活状态和经济情况和上海蓝领非常相似。尝试过后的意外是那种独特的与上海联系在一起的身体经验。

在 2002 年到 2013 年间，上海有超过 28 万辆的持牌助动车。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助动车将在上海彻底消失。大约 28 万个上海人将换一种方式在上海移动。


上海街头的助动车，陆庆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