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宇辉 | 采访 顾杏娣 | 编译 菲奥娜·唐及伦敦 Frith Street 美术馆 | 图片提供

菲奥娜·唐（Fiona Tan）喜欢观察人。人们的外表，隐藏或表露了什么，他们是谁，从何而来又如何到达某处，这些都深深地吸引着她。她的影像之旅像经过精心安排的关于看与被看的冥想过程，蕴含着一种尊重与温和的坚持。

胶片、摄影和影像是菲奥娜传递好奇心的手段：对于身份、历史以及自我表达的潜能。传递过程通常是：把隐含在记录进程中的设想拆开；创造一个崭新的、更具弹性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把可证的、纯粹的推测用无法量化的一系列的经历进行再混淆和再拆分，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主体。“控制”一直在菲奥娜的作品中发挥着作用，对她来说，“怀疑”是最好的方法。纪录片《愿你生活在有趣的年代》（May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对她的中国父亲家族进行追溯；《圣·塞巴斯蒂安》（Saint Sebastian）记录日本少女在传统成人礼射箭仪式上充满异域风情的凝视；人物肖像作品《面容》（Countenance）中，她似乎被奥古斯特·桑德附身，冷静又细腻地刻画社会中的人物百态。摄影/摄像是否能真正捕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的历史？菲奥娜总是在质疑作为元素的图像的叙述方式，并且询问到底谁拥有阐释那些故事的权力。

2004 年，菲奥娜受挪威议会之邀拍摄《挪威民众的声音》（VoxPopuli, Norway）。执行这样一项带有官方色彩的任务，她认同并采用了罗兰·巴特的观点：所谓“私人生活”，其实就是带有时间和空间的区域，在那里我不是一个图像，也不是一个客体，我因拥有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成为一个主体，而且我必须去保护它。于是，如何还原意识形态背后的每个个体的纯真，成为她拍摄的重点。最终，《挪威民众的声音》中那些无名的主体对于未知的观众来说显得如此深刻，因为他们揭露并证明了其他人的生活；而这些零碎的时刻所透露的则是一种集体性存在，被生命无常和终极消失所纠缠。

2010 年 4 月，这位与东方有着千丝万缕关联的女艺术家接受了《艺术世界》的采访。我们的话题也从她个人的故事开始……

《挪威民众的声音》（Vox Populi, Norway ），2006 年出版
 

ArtWorld：您的作品总是表达出浓厚的“寻根”的气息，对自己的血缘之“根”，文化之“根”的探寻，但此种探寻却又总是与宏大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关联在一起。您怎样看待微观的个体生命与宏观的历史运动之间的关联？

唐：作为艺术家，我试图从更宏观的角度观察事物，尽管有时这好像不太可能。我思考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个人的历史或身份
认同困惑。比如在《记忆的流逝》（A Lapse of Memory ）这件作品中，我质疑“东方”和“西方”这对一统天下的对立标
准。在创作这件作品时，我阅读了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 ）、伊恩·布鲁玛（IanBuruma）和马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的《西方学》（Occidentalism ）。

我时常在想象，如果没有“东”、“西”，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方式和近乎独裁的标准，世界将会是什么样子呢？面对艺术中关于多元文化或后殖民主义的讨论，我总是觉得不安，因为这种讨论关心的仅仅是政治和政治立场（在上世纪最后的十年中尤为如此），而事物视觉性的一面却常常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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