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懿泉｜采访
在名为“社会工厂”的主题下，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的主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展开了针对上海乃至中国社会的细致研究，力求以当代艺术的视角并借用这次双年展的机会与本地观众进行对话。他的策展之路以上海当今的后工业现实出发，旁征博引中外学者、作家、政治家对社会的观察，从梁启超的科幻小说到鲁迅的社会批评，从毛泽东提出的“实事求是”态度到詹姆斯·C. 斯科特的“社会象形符号”理论，这些多元而复杂的历史上下文都被这位德国策展人纳入到了他的思考框架。对于双年展策划过程中的灵感和构思及种种细节，弗兰克接受了《艺术世界》的访问。 
ArtWorld：你将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的主题定义为“社会工厂”，你如何界定这个策展概念？
安塞姆·弗兰克：我认为“社会工厂”一词可以引申出很多意义，这就像艺术一样，艺术常常不是确定的，而是仁者见仁的，是关于如何商榷意义的。社会工厂这个概念一方面能反映出中国过去的历史和社会构造，特别是古代文人士大夫传统，另一方面也能反映当今中国迅猛发展变化的社会。我认为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在这届上海双年展里，我希望讨论的是人们如何寻找意义，如何创造意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
我的策展过程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思考如何与上海这座城市进行沟通。中国曾经是世界工厂，制造几乎所有的产品，而现在面临的问题变了。上海是中国第一个把工厂迁移出城区的城市，正因为这里不再有工厂了，使得思考城市的未来变得更为迫切，特别是要思考世界工厂之后的未来。上海的发展将这个问题进一步彰显了出来，世界工厂之后将是什么呢？上海生产什么呢，图像、情绪、还是灯光？我们究竟要生产怎样的社会形态呢？
ArtWorld：你提到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特别提及了文人士大夫传统，你如何理解这个传统？
安塞姆·弗兰克：首先，我想说中国的社会生产的历史是绝对独特的一个参考。尽管我没有展出两千年以前的中国古代作品，但是我的头脑里有着历史知识和上下文，这也是我的策展背景。它的独特性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完全是由文人士大夫阶层来管理的，权力集中在这些人手里或者他们的家族里，而这些文人士大夫的身份是集学者、艺术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在世界范围来看，这种三个身份于一体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是一种罕见的传统。 儒家的理想社会也是如此，有着自身独特的、关涉天地人的社会秩序。我希望在这次展览里做一次回响，让人们知道这些传统并没有消失，而是依然存在于今天的艺术家和他们的创作里的。
ArtWorld：在展览里你所选择的艺术家和作品对历史或者社会有怎样的回响？
安塞姆·弗兰克：很多展出的作品从不同层面涉及到了特定的历史或个人经验，从季云飞到郑国谷的作品都有这些反映。刘窗的作品《被分割的风景》更是如此，用诗意的方法体现了边界的流动，以及内与外的关系。对于一个展览来说，它需要讨论边界，并讨论边界是如何变化和转移的；而对于个人来说，人们需要明白自己的边界在哪里，而他人的边界在哪里。内与外，或者说人与我，都是非常基本的社会事实。如果说刘窗的作品是诗意的，那么赵延年的版画作品和中国艺术史上的木刻运动就是非常直接的，直接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里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
ArtWorld：你曾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及到你会在这届双年展中展现学者型的艺术家，什么是学者型的艺术家？
安塞姆·弗兰克：这次参展的艺术家们都很有学识，他们不仅知道该如何创作出美的事物，并且知道他们的艺术所讨论的主题和细节的历史渊源，也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开展如此创作的意义是什么。我认为今天的艺术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于工艺和美的追求，当代艺术是关于反思的，是关于如何赋予事物以意义，及如何关联不同事物和意义。艺术创作应该能对人们头脑中的图景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繁文缛节做出反思，并给予新的提示和新的意义。对于学术来说，学术是要根据规则来展开的；而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的方式是要给予自己的创作以规则。这次的参展艺术家们秉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热情，他们非常具有实验精神，他们的创作也是基于丰富的知识结构的。
ArtWorld：你使用了美术馆从一层到三层的空间，展览的样貌看起来很紧凑，你是如何安排作品布局的？
安塞姆·弗兰克：我非常喜欢和空间打交道，去安排作品出现位置的，布局出作品之间的对比和干扰。我喜欢秩序也喜欢混乱，喜欢确定也喜欢流动，这种对比的布展方法能激发作品之间的对话，也能让作品的表现力更强。因此，对于展览我没有做出章节上的划分。
ArtWorld：从 1996 年的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开始算起，你是该展 18 年历史上第一位外籍总策展人，对此你有怎样的感受或者压力？
安塞姆·弗兰克：上海双年展是中国最重要的当代艺术双年展，能被邀请来策划上海双年展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知道中国和上海的发展速度简直是太快了，因此引发了很多有关人与社会的问题，比如：我们是谁；社会中个人的信仰是什么；我们在生产怎样的社会；如此等等。我策划的这届双年展是一个富于思想性的展览，挑选的作品并不是体量特别大的，或者那种闪亮耀眼的，我希望少一些大姿态的作品，而是去展现那些精细的、静谧的作品。我希望让观众在观看展览的过程中去思考此次双年展及其作品，希望让每个观众可以得到各自不同的观展体验。相比其它的双年展，我猜观众们看上海双年展会花费更多的时间。因为当你慢下来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细节。
在中国策划规模如此之大的双年展项目，这对我来说是一次新挑战，当然也是很好的一次经验。尽管我曾在深圳和台北都策划过展览，但是在上海我最大的挑战是策展时间非常短。策划 2012 年的台北双年展，我的准备工作有 1 年，而这次策划上海双年展我只有 6 个月的时间。上海的发展速度和工作速度都非常的快，在这样短的时间里来完成如此规模的双年展，这对策展人的要求非常高。一个策展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也不可能对事事保持公平，策展人需要去抉择，也需要依靠自己的直觉或者别人的咨询。所以我需要迅速做出选择，也要相信我的联系人们给予的建议。此外，我知道古代中国和今天的中国社会都绝不是单一文化的，而是包含非常多元的文化。对于所有的艺术工作者来说，去意识到多元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避免仅仅展现单一层面的中国形象，或者某个特定的国家形象，而是希望展示多个侧面。
ArtWorld：关于国家和文化，有一个不可避免、老生常谈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中国和西方之间的差异？
安塞姆·弗兰克：我并不相信国家主义，虽然我理解在某些社会发展层面上国家主义有它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我觉得国家主义是危险的，它是很多暴力的来源，它也会用暴力来对待一国之内和之外的人们。因此，我认为艺术应该站出来反对文化削减和身份定义。我不想谈论太多关于国家和身份的话题，我希望讨论的是更多复杂的历史境遇，让人们能理解他们的过去，并能让人们从一个特定的国家或身份定义中摆脱出来。今天我越来越觉得谈论东西方的分别是一个缺乏建设性的讨论，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已经花费了过去 150 年来探讨，但结果是我们还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所以现在是时候换一种观看和思考事物的框架了。
ArtWorld：此前你在英国《艺术评论》杂志（ArtReview）上撰写了一篇有关上海双年展的文章，你谈到了策展人的敏感力，那么通过策划这届双年展你得到了怎样的观察？
安塞姆·弗兰克：我一直在学习，我认为人们都是在不断学习的、不断改变自己的。通过策划上海双年展，我了解到了中国生活方式的复杂性和多元性，也观察到了在中国人在与现实进行协商的过程中采取的独特方式。有些时候一个从外部文化来的人可以看到更多事物，因为他不属于本地的权力结构，因此他可以不必遵守本地的繁文缛节。我认为这些经验对我是一种有益的回馈，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变得开放和慷慨，否则我们将面临身份主义的（identitarian）危险境地，例如死死坚持一个固定标准来区分东方和西方。我觉得我们不应过分强调身份，当然我们应该看到东西方的差异，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学会深入地去看待不同文化的细节，与此同时也应该去努力发现我们彼此之见那些更多的共同点。
ArtWorld：从你的观察来看，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当代社会的背景下，你认为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着怎样的问题？
安塞姆·弗兰克：我所观察到的今天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这里的当代艺术可能与金钱的权力相联系得太紧密了，与有钱人的联系太紧密了，进而发展出了某种新的生活方式以及墙面上那些价值不菲的画作。商业画廊和有商业倾向的艺术机构只是会根据作品好不好卖来制定他们所认为的好艺术的标准，但我们要意识到这仅仅是评价体系的一个标准而已。我们还要追问艺术对公众的意义是什么，艺术对个人的意义在哪里，而这些价值恰恰是不能用钱所量化的。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公共机构，特别是像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这样的艺术机构来制衡来自市场的力量。
第十届上海双年展开幕现场，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提供 
安塞姆·弗兰克（Anselm Franke）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图片提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