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对话联合策展人周安曼 - 2014年12月292 期 - 期刊库

艺术世界 2014年12月292 期

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特刊
艺术世界｜策划
蔺佳、陈冰雨、王懿泉、栾志超、杨圆圆｜编辑

自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宣布任命知名国际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为总策展人以来，以“社会工厂”为主题的双年展以低调而稳健的方式筹备着。《艺术世界》的编辑突击队驻扎在双年展现场，一件件令我们饶有兴味的作品在与艺术家的交流中逐渐抽丝剥茧，文字、符号、语言、口述、声音、噪声、影像、时间、运动、能量，展现出对“社会性的生产”和“社会事实”的历史的、文学的、技术的建构。

21 对话联合策展人周安曼

蔺佳｜采访
周安曼，2014 年上海双年展联合策展人之一。定居工作于台北，从事策展、制作、编剧、叙说及出版，2004-2008 年于台北市立美术馆协助承办展览，包括第五、六届台北双年展，任 2010 年台北双年展助理策展人。

陈界仁，《变文书》（Chen Chieh-jen, Book of Bianwen），混合媒材装置，2014 周安曼在陈界仁作品前

说故事的艺术家

ArtWorld：在担任本届上海双年展联合策展人之前，是否看过前几届的上海双年展？

周安曼：没有亲自看过，读过一些报道，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

ArtWorld：你对艺术媒体上读到的上海双年展的报道有怎样的印象？

周安曼：我看过 2012 年那届比较多的报道，主要是有蛮多台湾艺术家参加，那一届联外活动很多，有城市馆，也有后段持续发展的中山公园计划。

ArtWorld：这一届上海双年展中有一件作品《中山公园写作计划》就是延续自上届上双的“中山公园计划”项目。

周安曼：对。台湾策展人罗秀芝是上一届“中山公园计划”参与者之一，她的处理方式和这一届的参展艺术家袁文珊的处理方式很不一样。我们和策展人刘潇讨论中山公园计划时，觉得虽然不需要刻意将这一届和上一届做区隔，但如果仍然是邀请不同的艺术家在相同的场地展出不同媒材的创作，似乎同上次没有分别，所以这一次决定把它做成一个写作计划，进行各种写作的尝试。

ArtWorld：你认为写作与艺术的关系是一个比较传统或者说经典的主题吗？

周安曼：虽然长久以来，艺术从平面绘画到多媒体的发展比较偏向于视觉性，不过，如今有越来越多艺术作品回归到文字。我们这次的展览很类似阅读，就像把对书的阅读变成视觉化的历程。参展艺术家陈界仁的作品就叫做《变文书》，他的作品规划为六个不同章节，形同一本空间性的“书”，为观众再造一种基于阅读的体验。还有一位台湾艺术家黄明川将带来纪录片系列《诗境的边缘》（2004-2014），作品也是从文本出发，请诗人朗诵诗作，它从另一层面出发，展现口述语言与文字语言的对照。我是念文学出身，我一直对写作型的展出形式兴趣十足。

ArtWorld：这次还有一个读报纸的现场表演的作品。

周安曼：尼古拉斯·布斯曼的《新闻蓝调》（The News Blues）。诗也好，新
闻也好，它们的基础是声音，这次双年展有一条脉络就是讲声音、噪音。

ArtWorld：这次的参展艺术家也不一定是生存在当代艺术圈的艺术家，黄明川他从前是做纪录片导演的吧？

周安曼：黄老师早期从事过商业摄影，他从美国回台湾后就开始拍摄纪录片，也拍摄剧情长片，后期比较多是在创作影像。他最为人知的是关于台湾岛的剧情长片三部和大量的纪录片。本届上双邀请的参展艺术家并不局限于美术学院出身的，崇尚工艺技巧的艺术家，而是兼收并蓄，有声音、舞台、纪录片、影像艺术等各种形式的作品。

ArtWorld：据说，总策展人安塞姆称本届上双的参展艺术家是“学者型艺术家”或“文人艺术家”，我们该如何理解策展人团队对艺术家的定位？

周安曼：我觉得可以有另一种说法——“说故事的艺术家”，他们从生活经验、自身关切的社会议题、身处的环境出发来诉说故事。

ArtWorld：你又是如何理解“学者型策展人”的？你的目标是要成为学者型策展人吗？

周安曼：我的目标应该不是做学者型策展人，我并没有特意定义自己要成为哪种策展人，我试着不去定义我在艺术圈中的可能性。我之前也参与过艺术家的创作，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个创作者，而非策展人。比如这次余政达的作品《Practicing LIVE》（2014），我为他写了剧本，根据这个剧本我们拍了一个舞台剧，由艺术界人士在剧中再扮演虚构身份的艺术界人士。余政达主要做影像，所以这件作品从舞台剧到录像的创作中发生了很多转折。我做过余政达的个展，现在在出版关于这件作品的书。在整个过程中，我的角色从剧本写作者、策展人到编辑、发行者之间发生着转移。我喜欢游走在多重身份之中，不会限定自己只专注于某个类型的工作，做某一特定形态的策展人。

ArtWorld：你进行大量的写作和出版，也成立了自己的出版社。

周安曼：对，今年刚成立的小型独立出版社“一本文化”，做艺术书籍。我对做书很有兴趣，它是另外一种诉说作品的方式。

ArtWorld：本届上双在研讨会和出版方面会有怎样的安排？

周安曼：这届双年展筹备时间不到半年，筹备展览已经很紧张。好在展期有三个半月，除了开幕期间的策展人、艺术家的座谈，我们也在和艺术家规划更多的活动。一个展期如此长的展览，需要延续它持续不断的吸引力，我们希望每隔几周，就会有艺术家出现在展场，和观众聊聊作品，交流互动。

ArtWorld：你同总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是第二次合作吗？

周安曼：我是第一次同他合作，虽然他是 2012 年台北双年展策展人，但我参与的台北双年展是更早的两届。我们联合策展人均是总策展人邀请的，而总策展人是由上海双年展学术委员会决定的。我之前工作的台北双年展，每届选择策展人的机制也不太一致，最初是由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学术委员会推举策展人，后来也有请人推荐和公开征荐的方式。安塞姆成为2012 年台北双年展的策展人是通过公开征荐，依据他的提案，最后馆方的国际学术委员会选择了他。

ArtWorld：我们最近在对历届上海双年展的历程做回顾。我发现上双的价值取向也有三个阶段的变化：1996、1998 年叫“美术双年展”，这一阶段它还属于美术届的行业展；2004、2006、2008 年特别希望取得社会大众的认同，观众激增，媒体关注，还上过电视节目；最近的几届希望做严肃的、有学术追求的展览。以你的观点与经验，一个大型双年展最主要的宗旨是什么？是实现策展人的学术研究，还是说取得本地性的社会认同——为本地艺术家搭建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增进本地的媒体和观众对展览的认知、理解？

周安曼：每个方面都重要。双年展对每一个在地城市都是重要的艺术事件。你刚刚描述的上双的发展历程，对许多历史悠久的双年展来说很类似。双年展形态的转变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美术史的发展有关。要实现一个大型的但还未定调的双年展，参照国际知名的范例，将自身调整至属于这个城市的声调，这些转变是正常的。双年展有那么多面向，它希望提升品质，引起普罗大众的关切，但艺术也有门槛，普通人对自己不熟悉的事物没法一次性理解，对艺术的理解需要长期学习。一个成功的展览会展现很多层次，既满足专业人士，也吸引普通人的兴趣。双年展可以用简单的语言让普通人理解，但这不代表它要平面化，不能单向度地去观察和解释一个双年展。

工厂是一个形容词

ArtWorld：本届上海双年展在形式上有多个特征鲜明的创举，但我也许可以代表观众来提两点疑问。一是展览设置了电影项目，展馆的三个楼层专门辟出 3 个放映影院，而不从属电影项目的参展作品中仍有相当数量的影像作品。一个观众来到双年展，可能没有预料到有那么多影像要看，可能花一天时间也看不完全部作品，这会令他感到遗憾与疲惫。第二个问题是，就目前当代艺术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而言，展览的观众群体是主要是白领与学生，年龄相对年轻，在城市中，服务业是更主流的生产方式，他们对工厂、社会性生产、社会改革这些议题未必有充足的经验，本届上海双年展应该如何带领观众进入情境呢？

周安曼：第一个问题，我可以举安塞姆策展台北双年展的例子，那次展览我看了 5 次才看完。这种需要大量时间阅读和观看影片的展览，本地观众最有优势，当地的居民只要有兴趣，就可以再三地回到展览，他们最有机会透彻地理解展览，这对美术馆也是好事。假如一个展览，大家看一次就走了，我会觉得它的影响力没有达到最大化。

第二个问题，“社会工厂”这个主题也并非只是在讲工厂这一层面。“工厂”是一个形容词，它形容了一种状态。我们有 80 件左右的作品，并非在讨论相同、类似的问题，这些问题虽然彼此有关联，但涉及了不同的面向，有轻松的、严肃的、历史的、技术的等不同的切面，观众可以在不同的切面找到与自己相关的经验。对于双年展，观众是否愿意走进来看，这就回到他的美学教育，回到整个城市或国家在基础教育中对于文化和美学的推广，这是一条很长远的路。

ArtWorld：在比较早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过这届上海双年展将分为九大版块（情感纪事、噪音与信号、X 种现代化、人工智能的寒冬、自我的工厂：铭文与发明、请不要以人相称，要不就让“自我”消失？、新科学：灵魂工程、废除物种、云理论（从古典绘画到微软）），后来为何取消了这种设置？

周安曼：这九个版块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面向，是一开始安塞姆提出的展览架构，而在实际展览中，九个面向融合在作品中，有机地变化，并不做分区。

ArtWorld：展览方案在筹备、审批和布展过程中，是否有很大的变化呢？

周安曼：我觉得这是必经的，任何展览都会有很多限制条件，一开始提出的想象，会随着现实的问题做调整。如果没有变化，这个展览就会变成可预期的展览。当然这个变动的过程很折磨人，大家压力很大，但这是正常的状态。每个地方都有本地政策，没有经历过是很难想象的。

ArtWorld：能否谈谈对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组委会和场馆的感受，经费和支持程度等等？

周安曼：他们很支持。我是从台北双年展出来的，我习惯小经费、小展览空间，规模小而优的展览。而上海双年展拥有这么大的美术馆，这么大的城市和展览规模，对我是很特别的经验。组委会我只见过一次，那次是请他们预览作品，组委会当天就确定，90% 的作品都没有问题。我感到他们在倾力相挺，他们明白安塞姆想做个很不一样的上海双年展，并没有给我们设置难题，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真的很感激组委会的支持。上双的经费、规模其实和台北双年展差不多，这个经费数额完全在我的接受范围内。PSA才建立两年，是一个新的场馆，基础设施不是那么完整，场馆该怎么维护，碰到不同类型的展览该怎么处理，很多地方大家还在摸索规范。虽然 PSA 现在做很多事看起来很辛苦，或者说还不到位，但假以时日，我相信 PSA 会做得非常好。PSA 大部分员工很年轻，他们非常有潜力，应该通过更多的展览去培植他们，让这个美术馆成为不一样的展览的发生地。我不是学院出身，我也是这样训练出来的。

ArtWorld：你从 2004 年起为台北市立美术馆工作，协助承办台北双年展，后来成为助理策展人。今后希望以独立的身份去各地策展吗？你最想去策展的城市是哪里，或者策什么展览？

周安曼：希望。上海是第一步。比较想去伊斯坦布尔。我也蛮喜欢为单一艺术家策展。明年我在台北，会帮一位日裔美籍艺术家 Bruce Yonemoto 做他第一个亚洲个展。

余政达，《Practicing LIVE》（Yu Cheng Ta, Practicing LIVE）高清影像，彩色有声，29 分钟，2014，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Chi-Wen Gall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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