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 小世界”推动社会位移 - 2014年12月292 期 - 期刊库

艺术世界 2014年12月292 期

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特刊
艺术世界｜策划
蔺佳、陈冰雨、王懿泉、栾志超、杨圆圆｜编辑

自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宣布任命知名国际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为总策展人以来，以“社会工厂”为主题的双年展以低调而稳健的方式筹备着。《艺术世界》的编辑突击队驻扎在双年展现场，一件件令我们饶有兴味的作品在与艺术家的交流中逐渐抽丝剥茧，文字、符号、语言、口述、声音、噪声、影像、时间、运动、能量，展现出对“社会性的生产”和“社会事实”的历史的、文学的、技术的建构。

34 “ 小世界”推动社会位移

焦盐｜采访

刘潇，第十届上海双年展联合策展人，求是艺术基金会执行总监，曾任广东美术馆研究部研究员。近年来，她先后深层次介入大型学术性展览，当代艺术及建筑双年展。

ArtWorld：算上这次，你已经参加了三届的上海双年展，也是本届唯一有此资历的中国策展人。由里到外，对于双年展，你有怎样的评价？

刘潇：对于双年展的资历，许许多多观众所参与比我参与的次数还要多得多。能让大家长期关注和参与，是上海双年展二十年不减的能量。

双年展是一份同时要求激情和经验的事业，我相信，从第一届到现在，无一例外。每一届双年展的实现，都有一个大家意想不到的庞大团队的支持和支撑，不仅是过去的上海美术馆还是现在的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团队，还包括了学术委员会的坚韧，以及各方面朋友和同仁的支持，才让双年展走到第二十个年头。

双年展不只是开幕那一刻的嘉年华而已，丰富而多样也不应该成为这个展览的特点。这些不过是展览得以发生的一个片段。我想上海双年展要保持的，恰是这个开幕之后的继续深发，这也是展览应当继续释放的能量。做出一个好看的展览容易，如何让它不只成为话题，而成为有效的社会动能，是上海双年展一直以来的核心议题。

ArtWorld：加入本届双年展是怎样的机缘？

刘潇：我和安塞姆·弗兰克（本届双年展主策展人）之前其实从未见过面，互相唯有“只闻其名”。一天接到李旭馆长的电话，说刚刚定下的上海双年展的总策展人想要与我见面。当时，我的个人长期计划“国道”正在启动，某种程度上与 Anselm 提出的“社会工厂”可以有切磋的地方，于是我们见面之后便决定加入这个年轻策展团队，从我的角度，介入到这次“社会工厂”的生产中来。而我相对于其他策展人来说，也年轻不少。所以 Anselm 向我发出的邀请，有他非常大胆的地方。

显然，在安塞姆最初的策展方案里，中国是一个庞大且复杂的议题，Anselm 必然有他自己对于上海和中国的想象。而我则是从我的角度，和他一起来重新勾勒出双年展想要或者应当与中国这一现场之间的关联。这又是另外一张需要反复更新认知的社会地图。

ArtWorld：本届双年展，你负责的历史版块主要有木刻版画、十里店档案和空间写作计划，请先谈谈这三部分与本届双年展主题“社会工厂”有着怎样的关联？

刘潇：“社会工厂”这一议题的提出，就已经决定了这不只是一个只处理当下的策展理念。在我看来，其中更为重要的是展览所带来的策动实践。这一策动也不是单线的对艺术和艺术家的策动，我同样怀疑每一个自诩创造力的言说，以及每一件作品和艺术家。相反，我们共同面对的，应该是更为整体的历史与现实参照。以此来划定此刻我们所处的现场，或者敲开、甚至进入一些虚掩着的门窗。

将社会作为主体生产的一个机体，外部世界的物质、环境，个体的意识、情感，都不是天然的，都经过了多线程的塑造。任何一种被认知的“现实”，也都带着相应的价值判断和认知结构。而历史板块，恰好给了我们此刻无处不在的，在美术馆发生的“创造”活动以参照。不仅是作品本身的参照，还包括与作品浑然一体的与之相应的“社会现实”的参照。

所以无论是木刻项目还是十里店项目，一方面是脱离所谓单一的创造力问题，而是更扎根于作品与其所在的由内而外环绕在其周围的叙述与分氛围。

而持续进行的写作计划，则是从通行的视觉艺术的范畴有选择的退出。写作的对象是在现代进程之中，我们所面对的形形色色的实体的公共空间，以及不断变化的社会组织的方式。在扁平的视觉化处理之外，理应有更多维的叙述。

刘窗，黄然，还是王子月，这群年轻的艺术家也以非常令人惊喜的情况展出了与其自身、对周遭的思考，转化和能动的新方法。他们也可以是社会工厂之中的一个个应要认真对待的个案。

李桦，《怒吼吧，中国！》，木刻版画，1935，中国美术馆｜图片提供

胡一川，《到前线去》，木刻版画，1932，中国美术馆｜图片提供

罗映球，《到前线去》，木刻版画，1941，中国美术馆｜图片提供

古元，《减租会》，木刻版画，1943，中国美术馆｜图片提供

李桦，《怒潮抗争》，木刻版画，1946，中国美术馆｜图片提供

李桦，《怒潮挣扎》，木刻版画，1946，中国美术馆｜图片提供

ArtWorld：木刻版画在当代艺术里并不算特别主流的创作形式，但它在中国五四后的历史进程中却发挥了很大的效用。这次策展，你再度聚焦这段或许被人遗忘的历史，有着怎样的考虑，又期待产生怎样的对话呢？

刘潇：在社会工厂这一框架里，如果说木刻是一种创作形式的话，那么它只是被作为当时历史背景下一种媒材而被提及。作为艺术形式被提及，还应追溯，这一个深深被裹挟在中国的现代进程之中的艺术状态，是一个巨大的“情感建设工程”。它的社会教育功能，通过艺术家自身实践，以及通过印刷媒介而传递开去。

另一个核心在于，艺术作品的社会力，并非仅仅通过展览这一形态而获得。最初的木刻，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展览。它被印刷在报纸、杂志、传单、火柴盒、脸盆、街头，木刻工作者在反映身处现实状况的同时，还要通过木刻去揭发、教育、号召、激励，许诺。木刻反映出它所处的时代，同时也要许诺和深深卷入它所期许创造的新时代。木刻同样也并不仅仅集结在所谓木刻艺术家手里，前线摄影者在没有胶片的情况下，随手拿起刻刀，一幅纪事图就即刻出现。它本身也不是现在我们意义上的束之高阁的“艺术作品”，而是就在十字街头每一个人紧紧握着的报纸和传单上。这是“艺术”在历史进程之中的不断位移。

同样，我们今天同样需要面对的问题，生活和日常是如何离开艺术的，艺术难道不就在那里吗？社会工厂在不断生产和更新主体在当下的存在境况之时，艺术也是它众多产物的一个面向。

ArtWorld：十里店项目是关于早期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土改。我们能见到的社会调查样本也很多，十里店里有什么特别打动你的因素使你做这次的摄影文献展？

刘潇：艺术界是个极小的世界。我说的“小”，是因为艺术有它自身在话语上的“国际”和其他相关议题，这个可能与历史研究领域、现时国际政治领域，都有相互交叠，但也有错落。我最初接触到十里店是因为两名非常年轻的学者，王烁与高初。关于十里店的研究，包括口述史、档案整理等等，他们的工作已经进行了超过4年。作为佐证的图片，只是展示的一个面向。他的重要性在于，它超出我们对摄影和图像，纪实和佐证的看法。

从柯鲁克拍摄的村庄中，你所看到的1947 年到 1948 年的村庄，传统秩序和现代阶级秩序，是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柯鲁克所拍摄的村庄的既定看法与成见，在某一刻和我们所理解的乡村与那一段特殊时期的变革并不相同。

它并非是一个如同我们通常说的转折点那样。直到当下，日常生活的管理者易手，被置于现代管理体系之下。家族、人情、生产、宗教，这些原有的村庄内部的运行逻辑却发生着最为激烈的瓦解。至今，如何在村庄问题上有所行动，还有很多人在进行试错和实验。

ArtWorld：上届双年展在社会空间写作方面有“想象的公园”写作计划，这次在写作方面是否算上一次“中山公园项目”的一种延续，它自身又将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

刘潇：上海双年展二十年来的格局，是一边打通艺术生态和机制，另一边是从未间断的社会议题。这也是上海双年展非常明确的一条线索和态度。

“想象的公园”这个项目的主要策划人也是上一届中山公园的项目负责人袁文珊。中山公园作为现代中国公共空间的一个特有表征，于我们而言，通过一次展览无法实现的。将其纳入长期的研究计划之中，在展示之外，继续通过写作进行拓展与深化，是让这一重要话题不从两年一次的嘉年华中溜走的态度和方法。而“公园”议题，在这次展览中，也有许多相对应的话题，包括 Peter Fridle 的《游乐场》，Sharon Lockhart 的《庭院》，其实在不同的情境下，我们会让展览中的作品相互呼应与对话。所以很难说这是一个“特点”，可能更是一种深化方式和节奏。

ArtWorld：作为策展人，对此次展览最为推崇的看点是什么？

刘潇：如果说木刻运动是一次群体的绵延半个世纪的实践。那么当下我想没有比陈界仁先生更重要和深厚的社会位移了。可能很多观众并没有注意到在陈界仁先生的作品——与其说作品，不如说是一次工作总结报告——位于展厅中间的集装箱黑屋子，播放的是是《军法局》中长达 5 分钟的一群人推铁门的长镜头。影片巨大的声响带动着整个铁皮屋的震动。门口的地板上，沿着墙角贴着一条 40 厘米的刻度尺，每天的震动，都使得铁皮屋在微微的挪动。这是里面那群军法局内的人推动的历史位移，也是展期四个月中这件作品所带来的位移。

这除了是陈界仁先生的工作档案录，同时也是他的工作地图。而我们自身在当下又该怎么为我们各自所处的社会现场划出自己的地图，是每一个个人的自我策动。

ArtWorld：布展方面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相比上两届是否有改善？

刘潇：每一届有每一届的难点。之前有谈到，做双年展的激情与经验。因为新馆建立，人员调整，很遗憾没有一直与过去上海双年展经验丰富的团队合作。但这次我们依然庆幸有一群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年轻团队与我们一起工作。实现作品是一方面，但展览的能量是另一个层次。

经过短短两年，当代馆的展览团队配备逐步完善，在承担更大的项目时，也有足够的能量。我想所有经历过上海双年展的策展人和艺术家，都很高兴看到这一点。

大卫·柯鲁克，《农会成立大会》，摄影，1947，伊莎白·柯鲁克｜图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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