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世界 2014年12月292 期

第十届上海双年展 特刊
艺术世界|策划
蔺佳、陈冰雨、王懿泉、栾志超、杨圆圆|编辑

自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宣布任命知名国际策展人安塞姆·弗兰克为总策展人以来,以“社会工厂”为主题的双年展以低调而稳健的方式筹备着。《艺术世界》的编辑突击队驻扎在双年展现场,一件件令我们饶有兴味的作品在与艺术家的交流中逐渐抽丝剥茧,文字、符号、语言、口述、声音、噪声、影像、时间、运动、能量,展现出对“社会性的生产”和“社会事实”的历史的、文学的、技术的建构。

[北京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自觉:绘画十二观
被需要的自觉

自觉:绘画十二观
中国北京|当代唐人艺术中心
2014 年 10 月 25 日 - 11 月 25 日


秦琦,《猴子》,布面油画,250 x 180cm,2014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图片提供

(Jerome Araki|文)“自觉:绘画十二观”展现了中国当代绘画中十二种彼此有联系,却独特而迥异的表达方式。参展的十二位艺术家来自从四零年代到八零后不同的年龄阶层,是广受业内认可并始终活跃在创作前沿的中国当代绘画之中坚力量。展出的作品也显得足够真诚。这种真诚一方面来自于艺术家的创作个性,来自他们对于西方绘画技巧、观念为我所用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则来源于艺术家对绘画这一艺术形式的坚持与付出。

观者可以一窥余友涵以沂蒙山为题材的愈发朴实自然的创作,亦可从王兴伟、王音的作品中感受到他们一以贯之的对消解图像历史定义的努力;徐小国在大于人的尺度中构建着抽象的秩序和美,宋元元则在超自然的空间里堆砌着人类欲望的投射物;杨茂源的两幅作品在母题上向爱德华·霍珀的《海边寓所》致敬,表达方式上却出离传统;秦琦的《猴子》充满了高更画面中的原始风情元素,但又饱含着梵高的色彩美学;谢南星在其和委拉斯瑞兹同名的画作《因诺森十世》中创造了有件斑点狗长袖衣却无人存在的豪华酒店双人房;而段建宇则用稚拙的笔触描绘出鸡下蛋的超现实画面并称其为《爱之歌》。他们都揶揄着严肃的艺术与艺术史,并旁观着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一切。

综合来看,这十二位艺术家代表着中国当代绘画领域内的不同探索方向,其创作呈现着多元的面貌。策展人藉由对这些新时期的绘画创作进行探讨,试图切入到他关于“中国绘画传统对当下绘画实践有何影响”的某种历史结论当中。但展出作品与中国传统绘画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令他的这番努力并不讨巧。

在论述中,策展人强调绘画应该摆脱社会化的语境,纯化为一种既以形象本身作目的,又对造型语言有充分自觉的艺术形式。策展人认为,形象和语言这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在艺术实践中应当是统一的。与此同时,他又将中国当代绘画实践中对形象和语言的“再造”、“再编码”理解为艺术家对于“本体”的关照。但他所谓的“形象”和“语言”,其概念直接取自于西方现代、后现代文艺理论的修辞,而不加以定义与解释;“本体”这个在哲学领域亦意旨不明的概念,则被其简单地理解为“形式规律”。这种舞文弄墨显得有些过于不严谨且有“扬西抑中”之嫌。退一步说,“绘画本体问题”中本体如果指的就是形式规律的话,那么这种对形式规律的关注在中国至迟于魏晋时期就已然有之,此后历代的绘画实践与绘画理论都对“本体”进行了不断地诠释与发展。所以,与其说当代画家们对本体的关照是他们对西方现当代艺术精神趣味的主动悟取,不如说这种关注就植根于他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基因。并且,西方现当代艺术亦不是凭空产生的。西方艺术传统的现代化过程是从传统中汲取养分的。策展人却并未能踏实地立足于本土艺术传统和本土创作实践去寻找中国传统向现代性转化的契机,甚至犯下诸如:对“外事造化,中得心源”作片面理解和“中国画没有写实和抽象传统”等这般基本史实错误,使其策展论述从根本上失去了所意在标榜的文化主体性。这种禁不起推敲的主张和误读反映出的就是当下艺术界普遍的困惑与茫然。

当所有人为“独立和个体的创作成为艺术的正常状态”而欢呼的时候,“当代”一词就成了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者们的致幻剂。在现今对中国艺术绝大部分的论述中,“当代”一词的合理性本身就很值得怀疑。因为“当代”本身就是一个无法与历史、传统割裂的概念。“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一中国当下艺术界绕不开的古老命题,是包括画家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们亟需思考并予以解答的。

中国近代以来的改良与革命,割断了传统与现代的联系。而现今,身份的缺失与对“当代之后”的迷茫在全球化的语境下被放得更大。传统与当代变得难以调和,因而割裂传统、夸大艺术自律与强调语言纯化的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就有了市场。中国绘画传统自李小山宣布其“穷途末日”之时,就已然被排除在当代化的范围之外,而沦为被政治力量保护起来并被社会拯救的“濒危物种”。以致于到今天,只要提到“中国当代绘画”,自然就不包含那些在传统绘画范畴内的创作。虽然许多颇有“救世之心”的人始终意在“打破所谓传统绘画与当下绘画的人造藩篱”,但却从立论之初就把传统作为当代的对立面,这便实际上重复了李小山的二分法。“打破”因此变得并不可能。这种思潮带给包括中国当代绘画在内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便在于:中国艺术家们共同的根还在么?在全球化中,我们凭什么获得别人的尊敬?脱离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艺术,何必一定要由中国人来做?

吕澎对中国当下艺术的发展曾做过这样的论述:放弃本质主义的现象举目皆是,而重新在历史中寻找艺术的当代性努力似乎更为普遍。历史问题成为艺术的中心问题,这显然不意味着艺术家们要走本质主义的老路,而是说,对于当代艺术家来说,一切都是可能的。艺术家在什么样的观念和立场下从事他的艺术实践才是关键。而此刻,“自觉”无疑就是整个中国艺术界最为需要的品质。


段建宇,《杀,杀,杀马特 4》,布面油画,110 x 170cm,2014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图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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