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蒂娜·兰斯（Bettina Rheims） | 摄

法国特约记者 | 刘焰 采访

1995年我第一次听到贝蒂娜·兰斯（Bettina Rheims）的名字，当时她正在为巴黎市市长雅克·希拉克拍摄总统竞选海报。几个月后，法国人尊敬地称他总统先生。过了几年，一本叫《2000年后的耶稣》的书在法国引起轩然大波，摄影家的名字印着贝蒂娜·兰斯。后来，在兰蔻或香奈儿广告的一角，在明星照的版权页上，经常能看见这个名字。我很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能够如此自如地游走在商业和艺术、公众与私人之间。
我走进贝蒂娜·兰斯的办公室的时候，她穿着一件宽松的黑色毛衣，没有化妆，微笑着走过来和我握手，我才发现她身形单薄，手掌纤细，然而有力。

ArtWorld：女摄影家杰尔曼娜·克鲁尔（Germaine Krull）在回答为什么拍摄男性裸体时说，“他们一直都很美。一个夏天的早上，我突然觉得这很有趣。”您为什么会选择女性身体这个题材？

兰：我不知道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最开始是出于对身体的好奇。1979年拍摄第一本摄影集时候，我去巴黎周边的小树林里找业余的脱衣舞女，把她们带到我简陋的摄影棚中，请她们十次、二十次地褪去衣衫，我在一旁用照片把这个过程记录下来。我带着不可思议的好奇观察这些身体。从更深层次来说，没有两具一模一样的躯体，一个人的经历固然体现在她的眼神和动作上，同样也写在她的身体上，带着伤痕，带着印迹。我让她们褪去衣服，褪去一切外在的修饰，褪去一切社会符号，进入实质，去理解她们的故事。我为什么拍摄女性的身体？人们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知道，但我清楚地知道，女性是我的题材，我的题材是女性。

ArtWorld：您是不是从身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父亲莫里斯·兰斯（Maurice Rheims） 身上继承了观察的激情？您现在仍旧带着好奇的眼光观察女性的身体吗？

兰：我的作品受父亲影响很深。他眼光独到，在博物馆中，在拍卖行里，他看着藏品的眼光充满激情，不仅仅有欣赏的喜悦，还有拥有的欲望。我想，父亲给了我收藏家的热情，只是我的藏品的是我的照片。我制造影像，也许是因为我很早就意识到收藏其实像一个陷阱，收藏家会一直渴望他没有得到的物品，永远不会满足。可能我下意识地抵制收藏，或者说我找到了另外一种藏品，那就是我拍摄过的女人。
这些年以来，我已经从好奇地观察过度到纯粹的拍摄的欲望。我去罗丹博物馆，想他如何让女性的身体从一堆粘土一块石头中脱颖而出，我觉得这正是我的工作。我用自己的方式在瞬间制造出一个女人，让她进入我的世界。

ArtWorld：我们经常会觉得女性艺术家选择的表现题材比男性艺术家更大胆更具有挑战性。1998年，您与作家塞尔日·布朗利（Serge Bramly）合作，出版配故事的摄影集《2000年后的耶稣》，以照片讲述耶稣的生平，在法国引起极大的争议。您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充满禁忌的题材？

贝蒂娜·兰斯（Bettina Rheims） | 摄

兰：《2000年后的耶稣》是一本非常特别的书。小说家塞尔日·布朗利是我的老搭档，我们合作了二十年。平时，我们各有各的工作，每隔四、五年，我们会聚在一起做一次特别的尝试。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问他，“照片能不能用来讲故事？”“为什么不试一试？”他回答我说。
我们决定说一个大家都知道的、在全世界流传最广的故事，《圣经·福音书》中耶稣的故事。宗教是艺术家创作灵感的源泉，中世纪如此，文艺复兴时期也是如此。马丁·斯科塞斯在电影《基督最后的诱惑》中改写《圣经》的故事，耶稣没有被钉死，他从十字架上走下来，娶玛丽为妻并和她有了孩子。我们没有做任何改编，故事完全忠于《圣经》。我们想知道，如果用现代的场景和人物讲叙这个古老的故事，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如果耶稣在2000年后来到人间，会发生什么事情？人类会不会仍然将他送上十字架？
我拿起照相机开始工作，开始寻找问题的答案。有时候，我隐约觉得自己仿佛通过镜头找到了答案。这本书花了我两年的时间，我试图通过这次工作探讨信仰，这个主题一直困扰着我。具体信仰什么并不重要，可是，什么是信仰？我是无神论者，但是，有时候，比如我深爱的人去世以后，我很希望自己能有信仰，相信他（或她）在一个更好的地方，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我们最终还能见面。我想寻找信仰，我找到了别的东西。

ArtWorld：您如何评价目前正在蓬皮杜文化中心举办的《她们@蓬皮杜中心》展览，如何看待这样一个以艺术家的性别为出发点的展览？

兰：我没有看过这个展览！我从来没有把自己放在女性艺术家之列，我也不觉得有必要在国家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这样一个展览。那是不是以后还要举办红头发艺术家展览？胖子艺术家展览？我觉得这种划分眼光陈旧过时。我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别，我承认，女性的身份必然会导致女性视角，但是，我的性别已经体现在作品中，根本没有必要拿出来强调。艺术家只有好坏之分。

ArtWorld：2003年，您再度与塞尔日·布朗利合作，出版配有上海女人故事的摄影集《上海》，能谈谈您眼中的上海女人吗？

兰：我去了两次，共六个月。我很多年前去上海拍过一次广告，停留了48小时，那个时候，所有人还都穿着差不多的衣服，骑单车上下班。后来，我在一个月里读到两本关于上海女人的小说，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我并不觉得它们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是，我突然发现上海女人在变。我对变化的过程非常感兴趣，上海正在经历传统文化的复苏，同时，麦当娜和滚石乐队席卷媒体，处在冲击下的上海女人究竟在想什么？我突然非常渴望了解。
我关掉巴黎的工作室，和塞尔日一起去了上海，机票上的返程日期是十天以后。我一下飞机就觉得亲切而熟悉，仿佛回到自己的城市，伦敦柏林都没有给我这种感觉！出发前，我想，十天也许能拍上一两张照片。谁知道我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而且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当时的工作条件非常简陋。我们租了一辆小卡车装器材，布景化妆全都是自己动手，有时候需要一手打灯一手拿相机！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二十几年前那个青涩的摄影师。
上海女人美丽而神秘，非常迷人！我和塞尔日·布朗利计划通过250张上海女性的照片讲述这个城市的故事，我拍摄的大部分女性既不是模特也不是演员，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语，可是，只需要稍加点拨，她们马上就能领会，马上就能进入工作状态！她们让我爱上了中国，我很高兴两个月后能重回上海。我希望能在上海办一次摄影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