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 尹立川
张英 | 采访
在北京文艺圈里，尹丽川的身份很难定义：诗人、小说家、电影导演，还有个博客叫“尹隐于市”。北大读的法语，因为不想老老实实上班，而去法国读了3年电影。回国后因为张罗一个诗歌朗诵会，认识了黑大春等一帮诗人，于是加入了“下半身”诗社，因为认识了韩东而写起了小说……2001年她出版了小说集《再舒服一些》，2002年写了长篇小说《贱人》，2006年执导电影处女作《公园》，第二部电影《牛郎织女》参加了去年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的竞赛。目前，尹丽川正在为下一部电影奔忙。
父亲对我的爱太多了
我父亲是个知识分子，我出生的时候，文革已经快要结束了。他感觉时代快变了，又得了个女孩儿，于是把所有未尽的事情、精神的寄托，就全放在我一人身上了。我现在也不知道，是由于这种爱和希望让我反叛，还是我本来就有反叛的东西。但由于父亲的爱太沉重了，太宽厚了，所以小时候我一直压抑着做个乖孩子。他对我的爱，让我实在受不了。
我和父亲就在这种关系里一直拧巴到上了大学。他万万没想到我会考上北大，遂了他愿。其实我后来写过很多东西，都是关于父亲的。2004年的时候，沈浩波跟我说期待我写个长篇，我当时就确定了写《父亲》，断断续续写了有两年，十几万字。后来真写完的时候，我觉得曾经的那种怨恨没有了，也不想把它发表出来了……你说这又不是什么真的深仇大恨，就是性格、时代，以及本能造成的情感。
在圆明园艺术村谈恋爱
上了北京大学后，父亲兑现了他的承诺，再也没管过我，我从此就混入了艺术圈（笑）。自由来得就太猛烈了，就像中国现在的发展，突飞猛进，从吃不饱一下就进入到全球化……你就会挺晕眩的，会得到过多的自由（笑）。
我对北大是很失望的，北大不怎么样啊。同学们还是像高中那样为了找个好工作去读书，而我心目中的北大应该是个自由的天堂……我讨厌学校的那些社团，都是混子当道，总是集体活动……就是因为我太不喜欢体制了，只要一看还是大学还是集体苦读书，我就受不了，所以后来我就搬到圆明园，直接跟当时的流浪艺术家们交往了。所以还是艺术上的事儿一下子改变了我。
当时圆明园的生活是波西米亚式的，完全的自由和闲散。我第一次理解到你可以成熟地去交朋友，而不是说你因为和同学一个班级就必须搞好关系。所以，在那儿我认识了一些对我很重要的人，当然也开始谈恋爱了。
那段生活对我非常重要，比如对我人格的形成。那时候的画家生活挺不容易，不光是物质上的穷，更多是精神上的挣扎和绝望。很多人抛弃了工作和家庭，来到圆明园画画，那个时候当代艺术还根本看不到前途……
我那时挺迷恋这种共产主义，大家特别喜欢分享……因为都很穷，有谁卖了画就请大家喝酒吃饭。后来，有人跟我说其实那里面也有各种斗争，只是我生性浪漫，感觉不到罢了。直到今天我还是觉得每个圈子都会有问题，你自己去分辨吧。
对我来说，那段生活确实特别珍贵。
在巴黎住了几年 我对它没感情
我去法国学电影，其中一个缘故就是不想工作。当时的我已经完全是艺术青年了，很喜欢电影，就是想去远方，换个环境。
但是我后来发现，我做不了纪录片。因为我喜欢虚构。我觉得自己太妇人之仁了，很难真的去摆个立场，就跟新闻图片一样，去拍一个快死的人，我做不出来。然而纪录片就需要那样的人。
法国的三年给我了我什么？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理解了东方吧。我们以前读《局外人》，说到上大学的时候随同自由而来的一切，真的都是西方的。但是在法国呢，我确实觉得自己挺像一个局外人的。在巴黎我特别不爱跟中国留学生交往……因为留学生其实是个挺可怕的群体，我不想离开了中国还加入国内那样的集体社团。
待了3年，就是觉得自己不舒服，可能太敏感了吧，对巴黎没有那种亲的感觉。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你在北京和你在巴黎接受到的文化信息其实是一样的。除去这方面，另一方面就是世俗生活，你永远感觉不到亲。
回国进了文学圈
回到北京，我成了一个自由人。一天也没有工作过。
我先是打算歇一阵，后来认识了黑大春，他喝了酒感情非常奔放想朗诵诗歌，想搞个朗诵会。我觉得不是难事，就找一个什么地儿给他朗诵呗。
但我那时候哪知道诗歌圈正在吵架啊！当时很多人说，一个法国回来的女孩要搞诗歌朗诵会，都觉得我特傻。我无知者无畏么，还挺真诚的，给每个人打电话。然后大家可能出于客气就跟我寄过来诗，然后我就整理。后来很多人都和我成了朋友，不管是哪派的，来了一百多人。于是我便阅读诗歌，虽然已经很久没有看诗了，但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能分辨好坏。然后我就开始写诗歌，诗人们都很热情，一听说我写诗了就特高兴，于是就这样被卷了进去。
2000年，侯马他们搞什么诗歌活动，当时他们就非让我念我写的《为什么不再舒服一些》，我就很小声地念了一下（笑）……好像就被沈浩波看上了，觉得这女孩不错……后来他们就组织饭局，拉我入伙，成立了“下半身”诗社，还编辑出版刊物。
我第一次跟所有人见面的时候，他们就念起诗来了（笑），我顿时觉得好感动，觉得真的还有这样的文学青年，不听摇滚也不看电影什么的……我觉得找到志同道合的组织了。我觉得自己在诗歌上还是有一些天赋吧，很快在他们影响下，开始上网写作……
说我的诗歌女性意识非常强当然有道理，我肯定把我感受到的女人本真的东西都放进去，但那并不是呐喊什么的，只是一种表达，我只是想把我的痛苦与悲哀和欢乐写出来而已。再说我觉得虽然我生活里很像女人，而且你看着我像一点儿劲儿也没有的那种人，但其实我也有男性的东西，而且还是挺强烈的。而且我经常会说别人小女人。我会从审美上歧视女性（笑）。
“下半身”的诗人基本都是男的，都是我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家庭压力都挺大的。而我就可以不去想那么多，所以我们的生活就不一样。
觉悟比爱情重要
无论是文学、爱情还是事业，我都是天然即兴式的，随波逐流，完全是自然地接受。在国内，人的价值观太统一了，有时候觉得日子挺难过下去的。人很容易世故，很容易藏一点。
在感情上我没有受到什么伤害，但这是我的问题。我的人生一直是太轻了，你明白吗？为什么我觉得自己应该离开法国，因为那儿更轻，我希望在中国还能找到些重的东西。但是不瞒你说，我现在仍然没有找到。这个重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可能是个人真理吧，觉悟。我不知道有的人是不是能够靠写作达到，但是我还没能找到。
以前总是有朋友说特希望我活成杜拉斯或者张爱玲什么的，我说我才不想呢（笑）。我觉得要的还是其他东西吧。我刚刚回国的时候说特别希望有一块石头把我压住，能让我在地上。其实我一直在找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是什么我真的不清楚。
所以，女的就是烦（笑），自我越强大，就越难服别人。我前一阵碰到一个在美国的女博士，在做电影性别政治，怎么说呢，我根本不想要什么性别政治这种东西，很多东西不是你故意有的，在人的本质问题上，男女问题区别并不大。我们都是人，唯一的问题就是死，怎么面对死。
拍电影是个“重”的事情，你必须要高瞻远瞩地去组织一个团队。虽然我也很开心，也能做到，但是强大也是一件挺可怕的事。因为在男女关系上，你肯定希望有个人把你压住。我不是很强的女性，但是在性别上，你不可能去喜欢一个软弱的男人。如果跟一个男的在一起，我特别希望他能告诉我点儿什么。
我想寻找个人觉悟，和世俗生活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有。它可以是信念上的，也可以是艺术上的或者其他上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问题。比如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比如加缪的世界上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自杀，比如佛陀、耶稣的东西。人类发展到现在，这些人的智慧我想还没有人能超过，不知道科学在哪一天会从另一面去绕一下。我是一个特别需要自己找到一个信念的人。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
总有人问我美女作家，卫慧之类，真是痛苦啊。其实她们出来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写东西。我对此已经没有立场了，就别解释了，反正大家总会把我们划成一堆人。随着社会发展，女性的生活越来越多元，我真的没法评判她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那都是个人选择。
艺术中肯定有性别的区分，这是天然的东西。我不是女权分子，现在都是女性主义了，强调分别，不说女权了吧。今天男女也算平等了，人格也是，只是智商上还不太平等。还有很多地方不平等，但这根本上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吧，有社会造成的，也有天生的，即便法律上写了平等，世俗中也无法消受完全的平等。
国外有不少女导演，作品总是围绕着性及女性的挣扎。我觉得可能是她们生理的需要，或者甚至是政治需要。性别政治需求也好，艺术政治需求也好，我完全没有这种东西，我还经常同情男性呢。
像芙蓉姐姐那样的女性出现还是个好事儿。自我竟然可以强大到那样一个地步！她是否聪明或者有策划，我就不管了，因为我现在是个消费者。她虽然特可笑，特傻逼，但人家就是那样，自信到了这个地步还需要尊重么？她不会在精神上给你什么，说到底还是个商品社会的产物吧……男性也好女性也好，都是用来消费的。就像美国大片里肯定要有黑人，甚至慢慢会有华人一样。
性别肯定不能说就按男女来分，妇女解放这个东西太一刀切了，太不细腻了。性别会以各种方式存在的吧，这的确超越政治，完全有本能的东西。我们是因为有了文化，才开始习惯那些反本能的东西。
再比如，在一个电影剧组，你可能要求男女同样吗？当然也可以有女摄影师，但你我就受不了一个女孩儿扛着机器，我会觉得她蛮累的。当然，如果能争取到一切这些权利，然后再做一个个人选择，那是最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