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李银河出版了新书《后村的女人们》（内蒙古大学出版社）。这本书名像是小说的社会学著作，一出版就引起了争议。李银河和她的合作者，用一年时间访问了河北一个农村里的100位不识字的村妇，最后写就了这本研究当代农村性别权力关系的学术著作。

李银河写这本书，源于外国社会学者对中国的调查研究报告。一位外籍社会学者在她的研究报告中也是这样提出问题的：“新闻告诉我们，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溺杀女婴、拐卖妇女、卖老婆及较高的女性自杀率仍在继续。当代中国发现的男女不平等有多严重？中国共产主义的计划发展体制究竟能改善多少妇女的生活？在其他制度业已失败的领域它取得成功了吗？”

这样的困境和执着刺激了李银河：我们作为半个“圈内人”，为什么让那些“圈外人”千辛万苦地来调查，何不自己来做呢？在李银河看来，老外的这些调查艰苦，但结果未必真实：“她们万里迢迢跑到中国一个偏僻的小村子，两眼一抹黑，有时不得不由县乡干部带领去做田野调查，而由于有干部在场，村民不得不在一些敏感问题（如计划生育）上说假话。”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女性代表

ArtWorld：在你看来，中国女性解放大致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李银河：我把它分成三个时期。启蒙时期：1911年至1949年。以清王朝覆灭之后成长起来的五四青年及其思潮为代表，所从事的事业是为生活于四千年男权制社会中的蒙昧的女性和男性启蒙，使他们认识到女人和男人一样是人，能够做与男人一样的事，应当拥有与男性一样的权利，其中包括受教育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参政的权利等。
进入主流社会时期：1949年至1978年。男女平等的意识进入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女性开始广泛地走出家门，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接受教育，在各个领域中显示和培养自己的才能。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善有多方面的原因，最主要的还是大多数女性开始走出私领域，参加公领域的社会劳动。在改革前的几十年间，在人所有的社会属性中，性别差异常常是一个被忽略的因素。这个时期的象征性口号是“妇女能顶半边天”，主流意识形态强调男女平等的基调是“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以致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新一代女性有种忽略甚至是掩盖自己的“女性气质”的倾向。
迷茫时期：1978年至今。中国的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普遍的低水平上的平等日益为残酷的竞争所取代，女性与男性的竞争也随着个人竞争的加剧而加剧，女性在教育机会、就业机会、升迁机会上与男性相比的劣势地位逐渐显现，男女平等的意识形态也从主流意识形态变成边缘意识形态。这一时期，中国在两性关系问题上的风气为之一变，人们似乎重新发现了所谓“女性气质”，很多女性沉浸在重新获得“做女人”权利的快乐中，化妆品业和时装业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变化的证据，这种变化的极端形式是回归私领域的“专职太太”群体的出现。但与上个时期相比，由于两性权力关系的问题日益显现，真正自觉的女性主义意识也逐渐形成。这为两性关系向着更健康方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提高了女性地位

ArtWorld：在新中国的60年里，两性关系在教育、婚姻和经济收入上的格局有变化吗？

李银河：相对教育和婚姻，变化最大的是经济收入。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男女的平均工资差别不大，女性工资相当于男性工资的85%，改革开放后，女性的工资有所下降，或者说男性的工资上升了，平均女性收入是男性的接近70%。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男性开始更多掌握社会的资源。
在婚姻和家庭方面，从大城市来看，男女地位基本上是平等的，比如说是不是分担家务、大事儿是不是商量着办，这些方面基本上还是平等的，没有说男性欺压女性。从家庭暴力的情况看，我在八十年代末做过一个调查，北京的，被男人打过的妻子占21%，被女人打过的男的也有15%。我们最近在杭州、广州、郑州、兰州、哈尔滨这五大城市有一个调查，家庭暴力下降到 12%。总的来看，男女平等的状况还是越来越好的。

ArtWorld：工资也是女性解放的参照点。

李银河：当然。我最早去内蒙兵团下乡插队，我们那儿是备战备荒，既搞军事训练也从事农业劳动，当时男生的津贴是六块，我们女生是六块七毛五，因为有卫生费，就是说女人的工资比男人工资还高，我们干的活儿当然也是一样的了，一点儿照顾都没有。几年下来，好多女孩都会得各种病之类的，我记得有一个十五岁下乡去的女生，挑一二百斤的担子，后来骨头被压裂了，是终身的。
我们国家前30年搞的是计划经济，特别强调男女平等；后30年的主要变化就是实行市场经济了，它对妇女的影响是一个双刃剑。现在女人要生孩子养孩子，就成为就业方面的一个不利因素。有的单位就公开不要女的；一批女的回家当职业主妇。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女企业家、女大款之类的，她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生意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