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坦｜文
西奥多·杰里科，《返回俄罗斯》（Théodore Géricault, Retour de Russie），平版印刷，44.4cm×36.2cm，1818，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Paris，Courtesy of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毫无疑问，早在骑士制度建立以前，马匹被用于人类相互搏杀的战场已有数千年历史。涉及马的上古文献无一例外都与战争相关：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源自塞外漠北；希罗多德记录了斯基泰人的铁骑“骁勇难当”。东西方的先民纷纷向茫茫无际的欧亚草原投去不安的眼神，那片翻腾着的绿色波浪暗藏迅雷不及掩耳的杀戮与劫掠，这几乎构成了人类早期文明的全部苦难经验。
高度机动的性能使马匹在冷兵器时代拥有毋庸置疑的军事价值——突袭往往发生在一夜之间，趁着日暮挺进，赶在日出前撤离——骑手必须掌握过人的武艺和高超的驭术，通过不断修炼打磨，能力越强的战士收获就越多，然而这种注重个人能力的游击作风在城邦文明看来实在是格格不入。
尽管梭伦（Solon）的立法将有能力负担马匹的富裕公民作为“骑士（Hippeis）”列为第二等级，但雅典乃至整个希腊世界的武装力量却是以第三等级公民组成的“重装步兵（Hoplitai）”为主。事实上，面对重盔重甲、手持长矛厚盾的步兵密集方阵，以奇袭与速度见长的骑兵几乎束手无策。而另一方面，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城邦，公民在公共空间中视彼此为同类者（Homoioi），任何冒犯平等感的激情（Thumos）都会被当作负面情绪而压制，军人被要求重视“自制（Sophrosyne）”以便臣服于城邦共同体的法律。在这一时期，单枪匹马作战的骑士们很难有所作为。
骑士的真正转机仍然出自自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贡献——高桥马鞍确保了骑手能够在马背上维持平衡，以便更灵活地控制坐骑并腾出双手自如地使用武器；马镫则减低了骑手对驭术的要求，使得大规模训练骑兵成为可能。这些发明比起之前上千次的劫掠都更为来得致命：在远东，五支来自中亚的胡族击垮了统治中原五百多年的汉人政权，汉人开始不断重演偏安一隅直至沦亡的千年噩梦。在西欧，哥特蛮族的铁骑在亚德里安堡击溃了罗马军团，“上帝之鞭”阿提拉（Attila）率领匈奴人扫荡整个罗马帝国，彻底改写了欧洲政治版图。
张鼎，《大时代》（Zhang Ding，Great Era），视频，14min，2007，©张鼎
中世纪帷幕一开，蛮族政权便林立于昔日罗马帝国的废墟。发迹于高卢的法兰克人领袖克洛维（Clovis Ier）全盘接收了罗马在当地的统治机构。他在兰斯圣母院受洗，其统治获得了天主教会的承认。克洛维的王国在创立伊始便与附近的阿勒曼尼部落与西哥特王国冲突不断，军备需求日益见涨，供养一名骑兵的费用抵得上三四名步兵，庞大武装力量的开销成了一桩令人头痛的麻烦。
依日耳曼民族的古老传统，在克洛维的授意下，法兰克王国建立了一套分封制度：领主将土地和财产分封给子弟和扈从，这些封臣（Vassus）再将小块土地重新分配给附臣（Arièrevassaux），直至土地上的资源足够武装一个人并供养他的坐骑。受封者与分封者之间通过契约确认权利与义务，这种仪式随后被“效忠誓言（Hominium）”所取代。法兰克的统治者深知，唯有这种体制才能以最小的（自给自足）代价维持一支专业而忠诚的军队，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骑士（Chevalier）。中世纪早期的骑士与土地密切关联，一份固定的采邑意味着财产和给养，离开了这些，骑士是无法生存的，因此他必须待在自己的领地精进武艺并随时听候领主的调遣。随着法兰克国王查理（Charlemagne）的扩张，加洛林王朝几乎囊括了昔日罗马帝国版图的半壁江山，法兰克人分封采邑（Fief）的做法被进一步推广到了整个西欧和中欧，所谓“封建制度（Feudalism）”由是得以确立。
安德鲁·尼克松，《潘多拉越过障碍》（Andrew Nixon, Pandora Jumping a Hurdle），
布上油画，48×64 英寸，2013
到了十一世纪，重犁的使用将精耕细作的农业由罗马时代的地中海沿岸推进到了欧洲北部，耕地面积的扩大使领主的收益得到了保障。教会通过推广“和平运动（Paix de Dieu）”来严格限制天主教政权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西欧迎来了中世纪的繁荣期。在这段时间，骑士原本单纯的军事职能逐渐发生变化——昔日彪悍孔武的劫掠者已脱胎换骨，宗教的规训意味着骑士们要遵循一套道德行为准则：他们必须武装保卫教会，保护穷人、孩童和妇女，维护秩序与和平，镇压并讨伐异教徒。年轻的世家子弟在受册封时需要教会为他的武器和马具祝圣，骑士成了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道德准则便构成了“骑士法典”，一旦被授予骑士称号，便意味着接受整个这一套行为规范。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教会的介入只是对封建契约形式的延续，但教会使这一套价值作了提炼圣化，进一步要求其具有准确无误的宗教关怀。在日耳曼异教神话中战争至高无上的价值被彻底贬抑，基督的士兵将战争视作一种手段，它隶属于一个高尚的目标。因此，对这一手段的应用就必须服从高尚目标的一系列准则：为忠诚而战，不杀手无寸铁的敌人，不得背叛，不得发假誓，不得戏仿法律审判，不得向女士提不良的建议等等。这种超越军事领域的价值追求便是骑士的理想境界，被赋予高尚使命的骑士阶层仿佛驾驭坐骑一般，在社会中履行管理世俗民众的义务。
《白马山和阿什顿公园》（White Horse Hill And Ashdown Park），
英国 Buscot and Coleshill 地产公司 | 图片提供
公元 1095 年，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莱芒的宗教会议为了基督教收复耶路撒冷而煽动宗教狂热，他宣称武装的朝圣者可以展开一种新型的战争，若死于这场伟业亦可在天堂受到嘉奖，洗清在人间的罪恶。这为此先“和平运动”所努力抑制的杀戮和征伐打开了一条符合道德规范的缺口。在信仰的名义下，西欧的封建领主离开了自己的封地，组成骑士团向圣城耶路撒冷进发。十字军东征带来了骑士的黄金时代。跟早先游牧民族的奇袭战术不同，十字军骑士披挂层层重铠，手持长枪展开正面冲锋。发动攻击时，重骑兵阵列宛如一座移动的铁墙压向萨拉森人的防线，这种排山倒海的气势首先在心理上便压垮了敌人，抵挡不了冲击的守军四散逃逸，很快就会被跟上的第二波攻击追上消灭殆尽。十字军的第一次东征便一鼓作气收复了耶路撒冷。骑士团很快便按照西欧的封建方式在圣地建立了数个十字军王国，骑士团的军人分封了新的采邑，爵位也随之提升，大量东方珍宝被填充到骑士团的财库，甚至引起了西欧王室的嫉恨。
然而骑士们的辉煌并未延续很久，针对重骑兵的战术很快被应用到战场：英格兰的长弓手在阵前安置了拒马桩，勃艮第公爵的骑士断送于瑞士农民的斧枪，而条顿骑士团的自负甚至引发了跌落冰湖的惨剧。当然最致命的冲击则来自武器装备的更新。随着火器的改进和完善，步兵使用火枪可以轻而易举地击穿厚重的铠甲，为了防护而牺牲机动性的骑士则成了缓慢移动的标靶。重骑兵的军事价值不断减低，而高昂的维护费用则成了一个不成比例的包袱。最早源于德意志的黑骑兵（Schwarze Reiter）果断抛弃了沉重的盔甲、骑枪以及集团冲锋的作战方式，重拾古老的半回旋机动战术，使用火枪射杀敌人。骑兵得以继续保存在军队建制中长达数个世纪。然而火器的铸造以及此后制式装备的需求则全要仰赖工业生产，这远远超出一小块采邑所能提供的范畴。中世纪的骑士制度必然寿终正寝，它连带着封建制度的土崩瓦解，一起退出了历史舞台。
布吉，《2009 年 1 月，纽约布鲁克林》（Boogie，January 2009, Brooklyn, NYC），
摄影，2009，©Boogie
进入十九世纪，步枪射速的提升以及刺刀的普遍应用使得骑兵面对步兵的战术优势进一步萎缩，而火炮的威胁则更为致命——1854年巴拉克拉瓦战役中，英军第 13 轻骑兵旅向俄军炮兵阵地发起正面冲锋，生还者仅 195 人。桂冠诗人丁尼生（Lord Tennyson）在他的诗作《轻骑旅的进击》（T h e C h a r g e o f t h e L i g h t Brigade）记录了这次惨烈的冲锋：“他们无话可说（Theirs not to make reply）／他们毫不疑惑（Theirs not to reason why）/从容慷慨赴死（Theirs but to do and die）”。尽管人们纷纷为骑兵们的骁勇和忠诚献上由衷的敬佩和赞叹，但是这也恰恰宣告了骑兵在现代战争中江河日下的命运，他们的风采只能被留在诗句中供后人瞻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