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洹作品《家谱》
张洹 | 文
2000年，我在纽约艾姆赫斯特创作了“家谱”。我邀请了三位书法家在我脸上书写，从早上到天黑。我告诉他们写什么，而且在写黑的时候也要保持严肃的态度继续一丝不苟地书写。天黑的时候，我的脸已经成一片黑了，我的特征也随之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我是什么肤色，就好像我的身份没有了，这个人消失了。这个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家庭的故事，一个家庭的精神。在我的前额处，上面写着“愚公移山”，这个传统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主要讲了一个人只要有决心，没有什么事情不能办到的，最终你的愿望会实现的。其他的文字还有对一个人未来命运的预测，比如说颧骨的形状代表什么，痣长在不同的位置意味着什么。人的命运难以琢磨，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在控制我们的命运。
艺术这个东西没有标准，你可以思考得像一个哲学家，也可以像一个文学家、一个民间艺人，或者去修炼，路子有很多种。我的方式是，如果想做出自己的东西，在这么多系统里，只能是不讲道理和蛮干。不讲道理的时候，我觉得才有可能走出系统；蛮干的时候，才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语言。人，我相信在吵架或拼命的时候有他的本质出来的。平时都在掩着自己。讲道理就在系统内。所以我的艺术道路就是不讲道理加蛮干。这才是我的硬道理！
我喜欢留意一些法师讲的话，很有道理。比如星云法师说，人说话不能过，做事不能过头；“过错”原意是“做过了就错了”，做过头了灾难就来了。非常符合人性的一个道理。但是，对艺术来说，就不合适这个道理。艺术要做“过”，过头，它才能立得住。我也经常讲，一般说“顺者昌，逆者亡”，但是对艺术来讲，是“顺者亡，逆者昌”。“大刀向我们自己头上砍过来，直到砍死为止”。
当代艺术，它的一个特质，我的理解，如果它不提出问题，那么它就失去意义，它本身就有问题。它要提出它自己的一个看法，可以是颠覆性的，可以是叙事性的，必须有自己的立场。
我的灵感来源于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不起眼的生活小事，如每天吃饭、睡觉、工作、拉屎，在这些极不被人注意的平淡生活中去发现和体会人性的本质。在作品过程中我努力要体验的是生存，身体和真实，而厌恶作品中的表演成份。
1994年我做了两件重要的作品，就是12平方米和65KG，这都是东村生活最直接的反映。12平方米是厕所的面积，这是大队的一个公共厕所，天天用。那一天午饭后我去了常用的一个厕所，刚下过雨，天刚放晴，可是这个厕所根本就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五六个粪池全都堆满了粪便，都溢出来了。我只好骑自行车到村里的另外一个厕所，那里相对干净些, 可是我一进去, 成千上万的苍蝇扑面而来，无奈只能蹲下来方便—这就是我的生活，谁也代替不了，你只能做你的生活。我一下子有了做12平方米的想法。第二天我就用两片纸板做实验，一片涂的是蜂蜜，一片涂的是取自鱼肚子里的腥液，放到院子里，结果苍蝇对它们都很感兴趣。几天后，我就实施了这个作品，请的有摄影师，录像师，我记得录像师在拍摄过程中差点连人带机器掉到粪池里，很惊险，因为那台租来的机器是电视台的，很贵。我端坐在厕所中间，一个小时，身上涂满了鱼液和蜂蜜，很快苍蝇就趴满了浑身上下，有些苍蝇趴在嘴唇眼睛耳朵这些部位，很不舒服。其间有人进来用厕，当他们突然发现我的时候，他们很尴尬，很惊讶，想出去但尿已经撒出来了，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我极力使自己忘记现实，让我的精神离开肉体，一次一次地被拉回现实，只有作品完成以后，我才知道我体验到了什么。一个小时之后，我走出了这个厕所，进入了一个厕所旁被污染过的充斥垃圾和粪便的水坑，直到水淹过我的头顶，水面上漂浮着无数只在逃生的苍蝇。
在做了12平方米之后，我一直想做一些跟自然关系密切的作品，所以我想坐在山头上体验日出日落再日出的感觉。因为前面的作品都是在日常空间内完成的，想突破这个局限，也想突破自己的想法。
那段时间，我在准备做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作品，就是想对自己的承受和冥想作一个挑战，我做了一个铁箱子，想把这个铁箱子放到北京郊外一座很美的山顶上，从早上六点日出开始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日出再一次升起为止，一共二十四个小时。为了实施这个作品，我和孔布跑遍了北京郊外的山区，最后决定在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的一座山头实施。然后就订做了一个80厘米乘80厘米的铁箱子，这个箱子的侧面有两个口，每个口的尺寸大约是15厘米乘2厘米。我在作品实施前的一天，想先坐进去体会一下，用打坐的方式。可是一进去以后，突然感觉不对，铁箱盖的铁钩已经自动扣住了，我这时意识到处境危险，但是我劝自己，不要慌乱，慢慢想办法，我试图用手伸出那个口，来打开铁钩，根本不可能，我的手无法伸出来；我想用头和背把箱盖用力撑开，我用尽全力摇晃这个铁箱子，想把它翻倒，让铁钩子自动打开，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这时箱子里非常闷，我也变得非常狂躁，感觉头发都竖起来了，有一种不祥的感觉， 我本能地就大喊“救命”“救命”！喊了很久，我已经快要绝望了，这时很远好像从天边传来的声音在问“你在哪儿？”我告诉她，我在哪儿，赶紧去找人，一会儿人来了，一位打扫卫生的阿姨打开一点门，又不敢进来，她喊你到底在哪儿，我说快来，我在铁箱子里，快把我救出来。 我从铁箱子出来一口气跑出这个大楼，做了个很长的深呼吸，幸运的是这个公寓的落地窗没有完全关紧，否则一个月等朋友旅行回来后会闻到房子很臭，然后发现我已长眠在铁箱中。这件事发生后我对生命有了更深的认识，当时的感觉是我可以没有饭吃，我可以没有钱，但不能没有自由，活着是最最重要的，生命是第一位的。
回到中国后，我对传统和信仰有了更深的体会，这种体会就来自于今天日常的生活。于是，我发现了香灰、门板、牛皮…，不断有新的灵感闪现。传统是一个民族的身体，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身体和精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存在。中国正在全力的向前发展，但不可能抛开他自身的躯体和精神。回到自己的母语文化，我感到更加脚踏实地和根深蒂固。
2005底在上海正式创建工作室，这是我从事艺术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工作室。记得以前在纽约和其它城市工作，时常被人问到：你的工作室在哪？我说没有工作室。我的头颅和美术馆才是我的工作室。那时是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和公共空间不停地做表演项目，有时候下飞机时还没有好的想法出来。有时在表演前突然改变所有的方案，将更好的方案实施，这对美术馆和我自己实在是太过分了。
工作室是一个小型的社会，每个员工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和世界。工作中我和团队真的是在互动，互相启发，我努力发现每个员工的长处，使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
作品制作过程对我很重要，经常有预料之外的惊喜。有一天晚上，我去了锻铜车间，那时员工已经下班休息，车间里空无一人。当我看到正在做的一件锻铜大佛脚的脚掌心被切开后，放在佛脚旁边，我很兴奋，马上把锻铜组的师傅们叫起来，问他们何时结束这件作品，组长说再过两周可以做完，现在是因为脚掌心没有做对，先切开，明天再把她焊接起来。我心想幸好今晚来看，否则可能永远看不到今天的现状。我说这件作品已经结束了，效果很好！千万不要再做任何加工了。师傅们听到后，又高兴又呐喊，真的搞不清张老师在胡搞什么。
他们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停，什么时候完，什么时候还要继续赶，其实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看到以后我就知道：该停了。在这个“停”的一瞬间就是艺术家才华的最重要的瞬间。这就是制作过程中给我的惊喜！对作品的判断只需一秒钟，作品何时结束，对一个艺术家太重要了。
不同种族，不同皮肤的人，他们有各自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有不同习俗和传统，他们又有不同的语言和信仰，从体格、皮肤到毛发都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生命，人的共性是完全一致的。上帝造人时好象将不同地域的人放进了一个巨大的烤炉里，一群人被烤过了，就变成现在的黑人，另一群人没烤到火候，就变成今天的白人，又一群人被烤的恰到好处，就是现在的黄人。当然随着不同种族之间的多代混合后，又形成了更多复色人群。世上的各路神仙也都一样，他们都是人，又是被人神话了的巨人，人类是需求信仰的。不同人群需要寻求属于他们自己的英雄，这个英雄就是他们的上帝。但每个人又是自己的上帝。人与神之间仅有一线之差，神是超凡人的，人又是超凡神的。
我从来没有考虑作品之间的联系。我只看重作品传达的信息是否与我的内心相符。我坚信自己在变化，作品也在变化。但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很自然，很人性的，偏爱一种自然的东西，一种鲜活的东西；或者说是很原始的……很原始的一种偏激。我的DNA永远不变，荷尔蒙在减少，但饭量不少。
对我来说西方的文化是一个三角形或者一个方形，中国文化是一个圆形。我也经常把瑞切尔·沙拉（Richard Serra）和齐白石放在一起比较，看他们究竟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他们俩我都喜欢。沙拉有个作品让我站在那里发傻，一个实心的、2米高的钢墩子立方体，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却让你有很多的想象力，很打动你。同样，看到齐白石一张小纸上一个小虫子，就让我太爱他了。两个人同时让我喜欢，让我疯狂。我觉得艺术家一生的工作一个是延伸艺术的枝节，一个是离开这棵树，去拓展它。这两个工作我觉得我都做不好，自己更喜欢第二个。我喜欢离开艺术，去扩展它的边界。就是把这个概念给模糊掉，给重新定义。是艺术家，还是一个企业家，还是一个政治家，都应该具有魔术师的大脑，他是头羊，应该领着大家，但是周围的人都捉摸不定他后面要做什么。我下一步要做的，你肯定想不到，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