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国
张英 | 采访
这几年，全国两会上总有一些委员提案，建议在小学里开展繁体字教学。这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世界上恐怕没有其他语言在同一个时期拥有两套文字体系，这给中文的使用和推广带来极大的麻烦。在一些国家，比如日本制造的家用电器说明书上，“中文繁体”和“中文简体”赫然已经与英文、法文、日文、韩文等并列为一种国家语言了。
原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院长，现担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应用语言研究所所长的潘文国2008年出版了《危机下的中文》，引起汉语教育界较大反响，被认为是迄今为止研究汉字和汉语现状最为深刻的著作。他觉得，回头反思我们的语文教育，可以说中国人语文水平下降是语文教育导致的，我国目前的中文教育问题非常大，包括我们的语言政策可能是有问题的。当初推行简化汉字的时候，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同音替代。同音替代本质上就是写别字，把别字当作规范字去推行，就等于鼓励你写别字，人人都不把写错别字当回事，那错别字怎么不犯呢？不可能不犯的。
繁体字、简体字，一国两制？
1956年政府搞第一次文字简化方案。从此，大陆年轻人基本上不认识繁体字，与中华民族几千年留传下来的经典著作绝缘。他们了解古代的东西，要么就是接受别人的解释、今译，要么就是阅读简体字的选读本。从此经典著作对年轻人失去了亲切感，这种心理上的损伤是极难弥补的。
在简体字的推广过程中，政府并没有做任何论证，也没有认真征求学者和专家的意见，可以说是政治强行干预学术的结果，完全是在“一边倒”、甚至“大批判”的过程中进行的。它的政治代价是一批反对简化字的学者被打成“右派”，被宣判了政治上的死刑。
1977年，政府启动第二次简化字改革，结果方案公布以后是一片反对之声，这个方案走得更远，进一步贯彻了同音替代的原则，或者笔画简化，造成传统的规范失效，错字、别字的存在合法化，完全超出了汉语的承受程度，实施两年后便不得不停止，但这个方案仍坚持了近10年，直到1982年才正式废止，但当时也没有人出来解释为什么不用了？这个方案错在哪里？
文改派们为什么要搞简化字呢？因为他们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一个发音、一个音节，只要用一个汉字就够了，你要那么多汉字干什么？所以第一步是把汉字简化，最好做到一个音节一个字，然后在音节中分析出声母、韵母来，最后用罗马字来表示这些声母、韵母，汉字就可以彻底拼音化了。完全是这个指导思想，简化字被看作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临时性的过渡。由于文字改革完全割断历史，因此方案也就主要着重于现代，特别是一般民众的运用，很少考虑一些汉字在古代、在别的场合一些特殊用法。结果是造成了许多错误。
到了今天，废掉汉字、拼音化的道路是走不通了，政府也没有正式宣布过，说咱们拼音道路不走了，只是把原来的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改为叫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为什么这样改？机构里的人还是原来的那些人，指导思想到现在没变化，还是认为文字仅仅是语言的记录，仅仅是口语的记录，只要会说就会写，随便怎么写都可以。这个非常大的一个错误。
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字以后，当时有一些老先生非常不满意：“你改了以后，我们搞文改的人将来靠什么吃饭？”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工作了一辈子，搞的就是怎样使汉语拼音化，几十年下来，一些错误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了习惯，你再要改动，即使是只动一部分字，年轻人又不答应了。简化字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谁也不知道。
是文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现在，大陆和新加坡用简体字，台湾、香港和澳门用繁体字。随着两岸政治紧张局势的缓解，大陆学生到台湾，台湾学生到大陆，繁体字和简体字之间的交流问题怎么解决？大陆学生不写繁体字怎么考进台湾大学？在美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中，大陆人的教材是简体字的，台湾搞的是繁体字，搞了几十年，两种文字都有，你叫美国人用什么文字与中国人打交道？这些问题我们国家至今没有统一的政策。
国家语委在组织一批人，想搞一套规范汉字表，搞了七八年，不久前拿出来了。结果焦点集中到“44个汉字整容”上，繁简字问题被刻意冲淡了。同音替代问题几乎完全没有考虑解决，比如说发财的发（發）跟头发的发（髪），两个完全没关系的字，读音也不一样，简化成了一个字，像这种归并搞的非常麻烦。规范字方案对此完全不考虑，等于原来简化方案的原则完全不退让，问题也放之任之，等于把麻烦留给子孙后代。
有些人反对恢复繁体字，很大的一个理由就是成本太大。咱们已经搞了50年的文字简化了，把现有的东西全部重印一遍比较困难。但是你有没有没有想到这50年中有多少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值得重印留下来，就跟中国五千年文化留下来的典籍那样？这个问题，一定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不能只从50年去看。
虽然简化字的理论基础受到质疑，但是要全部回到繁体字，在今天基本没有可能。因为只认识简体字的人已经成为了当今社会的主体，他们是反对回到繁体字的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我认为，语言文字问题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这是全民族的问题，是全国的问题，是全体华人的问题。语言文字怎么动，要考虑到整个国家的民族的历史、现在和今后的发展，不能按照几个人的脑袋一拍，搞一个方案，麻烦的事情不敢去碰，过几年又得再搞，这样改来改去，那才是“折腾”，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就更大了。
汉语拼音要取代繁体字？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多灾多难的命运让很多知识分子把强国梦寄托在文字改革上。当时鲁迅提出所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时候，就是要把汉字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起推倒，全部都不要了。从“五四”时候起，文言文、白话文、汉字改革、简体字、拼音化，甚至为白话文建立量身定制的语法，实际上都是同一件事，或者说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其核心就是为了汉语拼音化。白话文运动的目标也是为此。
中国的拉丁化新文字是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瞿秋白在苏联创制的，1929年和1930年他分别发表了《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和《中国拉丁化字母》。当时他的目的是为了在苏联远东的十万华工中间扫除文盲，用拉丁化新文字来替代汉字。
建国以后，五十年代提出了文字改革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汉语拼音方案。而它们的核心就是让汉字汉语拼音化。从1958年到2000年这40多年里，各个方面都按自己的理解来推广《汉语拼音方案》：一个把它当作注音工具，一个把它当作新的文字。尽管早在1958年，公布拼音方案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强调：“首先，应该说清楚，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
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汉语“拼音化”道路走不通，2000年公布的《国家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汉语拼音方案》的作用只是“作为拼写和注音工具”，从立法上确定一种语言，一种文字，否定了汉语拼音作为一种文字的可能性。
但是，现在的“纠缠”之处就在于：一方面，我们肯定汉语拼音只是个“拼写和注音工具”，另一方面，我们又制定了只有正式文字才需要的“正词法规则”。一个是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正式法律，一个是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国家标准，两者都是权威，而两者却是相互抵触的。
这样的结果是出了很多麻烦：比如说上海的街道路牌和商店招牌上一般都是中文名加英语名，国家有关部门要求地名只能用汉语拼音标注。而上海市政府考虑到和国际接轨，就决定了上海市路牌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语翻译：比如南京路是“Nanjing Road”，按照有关规定应该叫“Nanjing Lu”。后来我们确定，上海市还是搞“Nanjing Road”，因为这是英文翻译，是给外国人看的。而用“Nanjing Lu”的话都是汉语拼音，如果外国人能看懂汉字路牌，干嘛还要重复看一次汉语拼音啊。
现在国家推动汉语国际推广，在海外搞了许多孔子学院，我们给老外教什么，教汉语拼音还是教汉字？从学术的角度来讲，把汉语拼音作为注音工具来教，和作为语言来教，是不一样的。汉语的问题主要是语言学理论出了问题，他们在西方语言理论的指导下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语音是记录语言的，文字是记录语音的。语音是符号，文字是符号的符号。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目前，因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复兴，全世界出现了学习汉语、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还在不断升温。而“一文两字”的现实使得外国人无所适从，成为汉语和中文走向世界的瓶颈。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语言文字研究的当务之急，再也不能拖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