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冰
张英 | 采访
国字的形，却要用英文去理解其中的意思；每个部件都看得懂，但放在一起又成了熟悉又陌生的新字……在上任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之前，徐冰的名字总是和一些稀奇古怪的造字活动联系在一起，而他这一造就是23年。去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合成时代》新媒体展上，徐冰展示了他的“地书”。那是一系列完全图示化的电脑文字。你按动键盘输入中文字，而屏幕上显示的却是与这字相关的图形，仿佛是象形文字在今天的复活。
今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题馆展馆里高悬着约39米长的折叠纸，与悬空的纸张部分对应的是1100个木核汉字构成的方阵，中间是一片用白色沙粒围成的纸浆池，由激光射灯打出的一个墨水滴不断滴到白色的水面上，浸染开去，形成了水、墨相交融不断变幻的图案。徐冰是这个方案的评审和顾问。 苏州博物馆内，有一个半开放的大灯箱。正面看是一幅接近董源的传统山水画，而转到背后，却是扫帚、稻草、枯石等生活中的边角料。徐冰，总是以声东击西的幽默，创造着传统，拧着我们的脑袋在时空中旋转，窥探究竟。 当艺术家圆了父亲的梦想 ArtWorld：我在《七十年代》里看到，你父亲是上海美专的，你美术启蒙是从他开始的吧？ 徐：那倒不是。当时没什么美术班，但是他让我写字。那时候有书法课，家里让我每天都写。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不是让我写字，不是想让我成为书法家，也不是让我的字好看，而是找一种方式来制约我。
在我那个年代，写字和画画的能耐都用在文革写大字报、标语、小报、出黑板报上了。我参与得特多，当时就是让人有锻炼的可能。以前我父亲让我写日记，一天写一篇，我文革的时候整天都写字画画，也是锻炼一种能力，我对中国字间架结构的认识能力，其实都是那个时候训练出来的。
ArtWorld：这也成就了你的命运，插队后可以考上美术学院。 徐：确实是。因为家庭问题，我们许多人面临上山下乡的命运，因为邓小平的复职，一小部分人恢复上高中，我就读的北大附中需要一个美工，就把我留下上了高中。但没过多久，说邓搞复辟，他又被打下去，我选择了北京最穷的延庆县去插队，我在一个叫收粮沟村的地方呆了几年，除了干农活外，还给村里的乡亲画画，出黑板报，编一本油印刊物。我的角色是美工，兼刻蜡纸，我的全部兴趣就在于“字体”—《人民日报》、《文汇报》这类大报的字体动向；社论与文艺版字体和字号的区别。
中国的字体使用是有很强的政治含意的，“文革”期间更是如此。可我当时并没有这种认识，完全是做形式分类—宋体、老宋、仿宋、黑宋、扁宋。斜宋的收笔处是否挑起，挑起的角度、笔画疏密的安排，横竖粗细的比例，对汉字的间架结构的很多经验也是在“文革”这段时间里练出来的。后来，因为那些画，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成为77届大学生，彻彻底底地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属于比较老实、规矩的人，我想这是由于教育方式带来的。每个人有自己思维、节奏、动力，在教育和社会环境的综合作用下，我们都有两面性。我在生活上是非常规矩的，但在艺术创作上却非常胆大冒险，所以有些人觉得，我的东西极其保守和传统，但同时也特别具有实验性。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如把自己的局限性使用好，你就会有别人没有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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