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
艮目 | 采访 徐旻 | 整理
韩天衡，1940年生于上海，号豆庐、近墨者、味闲，堂号百乐斋。自幼好金石书画。师从方介堪、方去疾、马公愚、陆维钊、谢稚柳诸家。曾为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长、中国书协篆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出版有《中国篆刻艺术》（有日译本）、《中国印学年表》、《历代印学论文选》、《中国篆刻大辞典》等著作。 水泥地上磨三千方印 刻章是我父亲的喜好，他虽然不是专家，但引我入了门。六岁刻章的时候，我一刀划破了大拇指，鲜血直流。母亲立即拿来一把烟灰粉往伤口洒去。那个烟灰包裹成的指套我保留了很久，前几年搬家弄丢了。当时我想，这血的代价，也许注定要让我“血债血还”了，后来便更用心地去刻了。 六十年代，我在温州状元桥的海军部队当兵。当时秦汉印我临刻了三千方，印石刻了磨，磨了再刻。部队门口的大片水泥地被磨得像镜子一样光滑。从宋朝开始编辑的印谱大约有两千多本，其中很多现在已经失传。我年轻时就是从图书馆到私人藏家，从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去读这些印谱，而且都做了笔记。现在恐怕像我这样的傻人找不到了，其实过去也不多，因为当时获得资讯的途径更为闭塞和艰难。 一个师兄介绍我认识了当年从上海回到温州的篆刻家方介堪老师。方老师看了我刻的印章后评价特别高，也鼓舞了我的信心，后来我便一直去请教他。当时，我们部队每两个礼拜放半天假，状元桥那里的公交车半小时才一班，而且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开，从状元桥开到市区大约要四十分钟。到了市区，好不容易找到方老师，他又非常忙，有时候在外面开会，我便再辗转到会场。人家看我一身海军打扮，才把方老师叫了出来。他于是站着和我讲上两三分钟，然后我就必须马上赶回部队。那时候，再热的天军人也要着装整齐，等我回到部队时身后已是一片盐花。那时求知求学真是不容易，但这段经历也非常值得怀念。 其实，每次见面方老师只说好或不好，没有什么更多的，接下来就得靠自己分析。今天想来，世界上的事多有多的好处，少有少的好处。老师说得少便于自己思考。我刻印章形成自己的系统的观念就和老师讲得少有关。 后来我写《中国印学年表》，编《历代印学论文选》，包括《中国篆刻大辞典》，都和这几十年的读书和积累有关系，《中国篆刻大辞典》我前后编了十五年。中国书画就像煮开水一样，不到一百度不会沸腾，不到零度也不会结冰。而我们现在往往就是不肯咬紧牙关。现在社会氛围如此浮躁，一些出版社总是要为你出画册，索字索画。其目的不在弘扬艺术而是从中得利。艺术不是向“前”看，而是一味向“钱”看，这不是好事，可悲。这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阶段，篆刻这种“封资修”的东西，我们都是偷偷地搞，没有利益，就是喜欢。所以谈到“字”，我这一辈子就是为字而活，也是靠字吃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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