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栋｜文   

无论如何，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超过4亿人开始了自己的迁徙之途——由农村迁徙进城市；或者由城市的边缘迁徙至城市的中心；又或者，从高密度的城市中心迁徙到更边缘、更阔达的城市新空间里。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人们如蚂蚁一般缓慢行进着，其背景是快速的中国“新四化”进程：城市化，工业化，升级化，生态化。在快与慢，宏大与渺小间形成了奇特的对应。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之上，任何一个个体的迁徙都显得顺运而沉默，只是在迁徙完成之后，才发现迁徙已经带来新的影响，形成了新的格局。原来的城市空间划分已经不再起作用，中心城市边缘区正在成为新的中心城核心区，而近郊区则成为了中心城边缘区，远郊区开始成为近郊区。伴随着这原本属于行政区域概念的词汇的更迭，人们把家具打包，装进搬家公司的车内，向某个新的区域行进，那里有他们的新居。而新居的概念往往是：在轨道交通穿越的地带，相对低廉的房屋价格，相对空阔的居住空间，相对宁静的周边环境，相对便捷的生活配套。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莘庄渐渐成为这样的区域。

最初是近郊周边农民的地被征用了，原来的农民住进了安置小区，成为了城市新市民。“城里人”身份赋予他们的最初喜悦消失后，他们开始抱怨——城市还是远的，真正的城市中心在徐家汇，到那里要坐几十分钟公交车，打车则太奢侈。邻里间亲密无间的关系被闭合的单元房阻隔了。原来可以在田间地头晒太阳，现在，尤其是老头老太太们，唯一的娱乐便是，在阳光充足的日子里，从某户紧闭的门户后走出，三三两两聚集在超市门口的长椅上，表情木讷地注视过往行人。城市化让他们瞬间失去了农民的身份，而城里人的身份并不那么容易建构起来。
然后变化到来了。

1997年，上海轨道交通一号线，这条穿过城市腹心的地铁线，直接延伸到了莘庄。而后，一座天桥迅速矗立在了一号线外环路出口。人们惊喜地从报春路、龙茗路或者天知道周边的什么路走上天桥，在天桥上鸟瞰着正在建设中的城市，如同掌握了某种城市的权力般，他们幸福而堂皇地走进地铁站。

对于这个区域的人来说，地铁，以及通往地铁站的天桥不仅仅是城市空间中的一个设施，更具有无上的象征意义。至此，莘庄人才完成了从上海郊区人向上海人的身份转型，尽管地处上海城区的西南边缘，但他们俨然已成为了这座庞然大物的城市中的一分子。

而后，这些新晋上海人发现他们的空房被问询的次数多了，许多外来上海寻觅机会的年轻人不堪城市中心区域的昂贵房租之苦，到交通方便的莘庄求租房。这些外省青年龟缩在狭小的廉租房里滋长着撼动上海的野心。

而后，被中心城区的嘈杂和狭小空间折磨得不堪忍受的上海中产阶级们，开始寻找新的区域来容纳他们的身体，以及被中心区域搅扰的灵魂。顺着铁路一号线，他们来到了这里，容纳他们身体的居所从城市中心的八十平米升级为莘庄所能提供给他们的一百五十平米。

而后，投资者们在这里看到了新的机会，于是商场、餐馆、美容美发厅、银行、电影院次第建起来了。

而后人们发现，原来的中心城区人口在迁出，黄浦区、卢湾区的人口变动在1990至2000年之间,减少量分别为98.46万人和14.69万人。与这两个区域相对应的，则是同为轨道交通一号线沿线的徐汇区与闵行区常住人口的激增。有数据显示，莘庄镇1992至2002年户籍人口增长率为104.6%。

随着一个大群体的集体迁移，一个特殊的群体被遮蔽在其中。随便说些名字吧：瞿小松，陈丹燕，沙叶新，朱大可，吴亮，李山……他们分别是音乐家，文学家，戏剧家，文化批评家，艺术家。上海太大，人们在私人空间里可能老死而不相往来，他们三天两头在音乐会上、美术展上、各色文化研讨会上相遇，在各种印刷媒体上看到别人的名字，在某个特别的沙龙里举着红酒与此人彼人打哈哈……而后，他们在淀浦河边散步，偶遇，惊叹：啊，原来你也在这里！

淀浦河从淀山湖区流出，跨过了青浦、松江，在闵行境内汇入黄浦江。这条河自1977年人工疏浚而成，河水流淌了三十余年，几乎与中国土地上发生的这场最为浩大的迁徙运动时间等长。这场迁徙还远未到尘埃落定的时候，而淀浦河两岸，已经成为上述那些当代文化名家们日常幽居之地。

与莘庄相对应的，是上海近代历史上汇聚了最多左翼知识分子的多伦路。最初它是上海宝山县一条荒芜冷僻的小河浜，后被一个叫窦乐安的英国传教士花了很少的银子买下，因为这里属于中、美、日三不管的地域，越来越多淘金者来到这里，买地建房。也许这样宽松的政治环境对左翼知识分子们也能形成庇护，于是鲁迅、郭沫若、茅盾、瞿秋白、叶圣陶、冯雪峰、丁玲、夏衍、柔石等几乎当年左翼文化运动所有领导人以及进步文化人士都来了。多伦路背后的横浜路上有一个著名的建筑“景云里”，建造于1924年，只有坐南朝北的三排三层小楼，是上海很普通的石库门，当年租金很低。叶圣陶住11号，茅盾和冯雪峰住11号甲，后门对面18号住着鲁迅，23号住柔石，17号住周建人。“三不管”的政治空间庇护了他们激进的思想，而相对低廉的租金又能让他们生活不至于过于困窘。这是上海曾经聚集了最多文人的区域，现在——它仅仅属于历史。
而更多正往这一区域迁徙的活生生的文化名人们，他们所构成的日常生活图景可能正改变着莘庄、甚至上海的文化格局。

报春路一个菜市口摆烧烤摊的男人看着这些人来来往往地走过。这个男人是当年下放江西的知青，大概知识情结还是有的，常常在电视上看关于文化保护的节目。偶尔，他看着这些在电视上露过面的人从他面前擦肩而过后，他会对提着青菜和鸡爪烤里脊的小青年说，你看，这是XXX，是XX大学的教授呢！小青年一脸茫然。

新梅天桥外的新梅广场4号门口，一个偏执狂似的男人固执地在这里开起了书吧——在这个图书馆与书店领地不断萎缩的年代——并取名为“XX上书房”。常常在阳光折射进幽深的书吧内部时，看到这个男人孤独看书的身影。

莘庄地铁站出站口的商场四楼上，隐藏着莘庄博物馆。这里常常寂寞地进行着一些小型展览。天气晴好的日子，你会看到南方商城那家星巴克的露天座位上，几位文化批评家正在针砭时事或者讨论某部新剧的巴什拉情结。

地铁一号线上，无数埋头看书的人正通往从莘庄去陕西南路季风书园的路上。

在大上海朝着超级大都会的路子快捷行进的时候，这个地域就像他们当初本来就边缘化的命运一样拥有了边缘化的性格。提到上述人名的人们像星星一样沉默地散布在淀浦河两岸，通过轨道交通一号线连接起莘庄与各种学院、剧场、会所之间的关系。他们生活在此处，而与精神文化相关的一切创作性活动都在别处。只有在偶然间行走在淀浦河畔时，才会听到某人嘟囔一声:这里真像塞纳河，可惜没有啤酒和咖啡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