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波瑞德（Nicolas Bourriaud）|文     毕澜潇|译   英国Parasol Unit美术馆|图片提供

2004年，查尔斯.艾弗里（Charles Avery）开始着手绘制一幅理想世界的地图。在那里，到处都是奇异的山川、陆地、生物，以及千奇百怪的生活习俗。接纳不胜枚举的哲学问题和新奇观点，是这个世界所承担的使命，也是这个怪异世界的神圣化身。

就在半个世纪以前，怀着同样的疯狂理念，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在构思他那本最著名的《追忆似水年华》时达到了他创作生涯的巅峰。这一创作计划甚至彻底颠覆了他对人生的理解。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在绘制约克纳帕塔发镇（Yoknapatawpha）地图的过程中也经历了类似的体验。

在经历过这些特殊的体验后，艺术作品在艺术家们灵感的触发下大量涌现。原创、独创，以及预设的观念，成为20世纪60年代艺术的一大特色。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s）举办“虚空”展览；约瑟夫.迫伊曼（Beuys）在经历了离奇的坠机事件和得到一个西伯利亚部落的搭救之后，发现了萨曼主义（shamanism）；丹尼尔.布罕（Daniel Buren）决定使用宽度为8.5厘米的布条作为他独特的“视觉工具”；罗曼.欧帕尔卡（Roman Opalka）使用按顺序排列的1到无限的数字创作他的第一幅油画；阿拉戈西尔.波蒂（Alighiero Boetti）移居阿富汗进行创作；甚至还有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那句口头禅“我想成为一台机器”。由此可见，这一时代是艺术家与“结构”结缘的时代：在创作物品或任务之前，艺术家们往往预先确定他们的理论和形式的原则和基础。

可惜这一艺术表现手法在今天虽然尚未绝迹，但肯定已经不再时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更倾向于采用“涂鸦”的手法，即故意将不相关的事物通过某个主题或批评观点联系起来，或让作品摆脱特定环境的束缚，另辟蹊径。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查尔斯.艾弗里的作品那幅看似怪异的作品背后，蕴藏了一种浑然天成的永恒性。或许，怪异正是永恒世界中不可拆解的重要拼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