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忱｜文
南澳自然田的一个下午
每一块土地都有一段被动的历史，而它将会在被辜负之后给你来上狠狠一击，只有抚平土地，然后才能抚平你自己的伤口。
农业曾在台湾岛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渡过战后恢复阶段，当局在 1953 年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带动农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上很给力，农业发展不断争取上游，当然也撑起了非农产业的整体进步。但自 60 年代末以来，经历多番的停滞和几轮政策协调，当地农业生产仍遭遇许多困境，与大陆农村境况各有异同，比如农村劳动力老年化加速导致耕地闲置；农作物产品结构失调；土壤环境污染严重等等。2002 年，台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为履行入会承诺，不得不开放本地农产品市场，降低关税，放国外粮食进来。境外农作物大多皆是大规模农场经营，价格低廉，且由于台湾政府此前长期保护岛内市场而实施保价收购政策，因此岛内农作物在价格上根本无法与进口农作物竞争，在市场自由化趋势下，农村更加面临破产。当局因此被迫降低粮食自给率，采取“休耕”政策，让农民不要再种地，政府另会给与休耕补助，如此便有大量高龄农民自愿放弃农耕，而年轻人又都在外务工，岛内几乎半数土地停耕，几近荒废。显然这类政策只是权宜之计，不够负责。社会上开始出现诸多声音，认为这样浪费土地，不如将其租给愿种地的人来种，况且粮食自给率如此低至 30%，就是一件很危险的事。行政院农委会后来出台一项新政策——小地主大佃农，地主一方面尚能领取政府休耕补助，一方面也可以少量租金把土地租给想种地的人，政府对佃农也会给予相应补助。由于近年来台湾岛内归农气氛活跃，如此就有了相当多的城市人愿回到农村参与耕作。
陈冠宇和陈昭中就是其中两员。
昭中是台湾南部人，学业有成后在台北工作，是一位工业设计师，其作品曾获得具有悠久历史和名望的德国IF设计大奖。如果不是2009 年的“八·八水灾”，眼见南部台湾遭遇泥石流等各种险情，他可能至今仍在都市做工业设计。那场水灾之后，昭中感觉科技发达只是让人力越来越与自然为敌，但始终也难敌自然，于是又越来越依赖科技，这是个恶性循环，最终还是产生大堆环境污染。他于是想做减少污染的工作，即使少依赖科技也能自在生活。2009 年，他跟朋友陈昌江一起来到南澳开垦田地。他们所租田地位于宜兰南澳北溪的河谷冲刷平原，三年为一租期。随后有一些同道中人加入进来，这些人原先都不是农民，其中有从事高科技电子业的，有从事环保社运的，还有刚从军队或者学校出来的年轻人，还有一位音乐人，陈冠宇。
90 年代时候，还是大学生的冠宇就跟同学组成乐队，从众多乐团中脱颖而出，参加国际级的比赛。跟西方人比着玩西方乐器，冠宇开始觉得这件事值得省思，后来他一直在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来回思考，并尝试彻底发展在地音乐传统，其间与朋友组成“美浓（台湾地名）爱乡协进会”和“交工乐队”。用方言做词，用传统乐器演奏，来述说美浓的开庄历史和声援美浓反水库运动，十分关怀农民境遇。 而 2006 年的时候，冠宇就已在台湾中部学习过自然农法。2009 年巡回演出之后，他说自己内心有些躁动——发现真得需要有一块田来种。后来他跟太太回花莲找了自己家里的土地来种，去年年初又搬到南澳租种农地。
日本高产水稻达人火田先生在花莲指导的现场
“在城市里住久了就会有很功利的想法来干扰自己，种地对我来说是件清洗的事情，把芜杂的心念洗掉，所以农耕让我很快乐，我可以耐得住枯燥乏味的劳动，在阳光、雨水、温度和出汗之后，我感觉得心里清爽，创作接下来也会有新的开始。”冠宇目前半工半农，因为需要接一些录音项目来保证经济收入，对种田，他的目标是满足全家人的日常食物需要。在外做项目的时候，太太会帮忙照顾田地，两人都出去的话，就请农友来帮忙。冠宇说种田之后有很多看法都改变，比如他认为天气预报只是报给都市人的节目，大家认为明天晴朗是个好消息时，他会像个以前的农夫那样叫道：不会吧，下雨对我来说才是好消息！
南澳这个地方对冠宇和昭中来说，是新的开始。他们把这里叫作南澳自然田。
大家到冠宇的菜圃整理“无耕菜畦”。
取名“自然”是因为这里采用自然农法，与此前农人所使的惯行农法很不同。惯行农法把产量放在第一位，为增加产量，化肥农药一起上。自然农法拒绝这种粗鲁行为，它其实跟古代小农的耕作方式相似。但就像“自然”是个无边际的词汇一样，“自然农法”也是广义的适地而行的要领。在无化肥无农药这个前提下，可以有很多种说法和做法。从日本传授过来的秀明自然农法就是其中比较严苛的一个门派，有教条式的明确规范，比较极端而没有弹性，就连动物粪便腐熟的有机肥料也不可用，据说这是一种肥毒，因此只以草叶堆肥来改良土壤。秀明法门之外，还有诸如 MOA 自然农法、朴门永续自然农法等等法门，它们会比较宽松一些。南澳自然田所遵循的是“在地永续”原则。只要能有助于“量产清净食物，量产清净土地”的农法，他们都会认真参考使用，并不执着于某一个方法或门派。并且寻求“在地”化和“永续”性，在农耕上使用在地堆肥，而不向外购买有机肥；在经营上，尽力使用在地资源及人力，并支持社区内的农民和年轻人自己耕作（而不只是租地给南澳自然田）。
这样的自然农法，当然不能指望一开始就有很多产量。冠宇和昭中对此倒是很有耐心，他们刚拿到土地的时候，地力并不十分好，那是因为长期被农药化肥干扰的恶果，在复原时期，很多东西种不成，无法做什么，只有去等待土壤里的微生物环境和自然生态链达到平衡，就好比是拆掉温室，让土壤和作物暴露在严苛的自然里。除了土壤问题之外，种子也令人棘手。岛内的古老在地品种早已弃之不用，外来的种子又会水土不服，何况还有被农药化肥改变基因的变异种子，冠宇说种地之后才深刻理解到种子主权实在是严肃议题。
目前自然田里基本是水田和旱作各占一半，种什么，何时种，都会请教有经验的老农，他们对时节捏得很“准”。因为叶菜类作物在台湾常遭受病虫害，所以旱作基本以根茎类和豆科为主，且豆科植物本就是绿肥的一种，它能够把空气中的氮转化为土壤里的氮肥。对这些农作物，他们只用最少的方式去介入，从不会加东加西。昭中还向我介绍了一种新型除草方法：当你发现田里杂草丛生胜过作物时，大可不必咬牙切齿把它们连根拔起，只要用镰刀除去地面草叶部分即可，给农作物腾出阳光空间，而拔除的草叶铺在作物旁边又可以避免土壤曝晒在阳光底下，可以保湿保温，腐烂后还可以成为肥料，最后地面下遗留的根茎又可以提供很好的微生物环境，产生氮磷肥。昭中说他们很少去翻动土地，为的是保证土壤的完整性和地下环境的稳定，我想这大概就是对于地气的敬畏。
香港换工客临别留影。
自然农法如此温和，对于害虫也一样，比如水田的大敌福寿螺，它们常常侵害秧苗。但对付它们一样不能用农药。自然田的农人们只好要麻烦一点，早起为水田灌满水，待秧苗吸收充足水分之后就抽掉一部分水，因为福寿螺必要在水中才能生活，所以此时，它们只好脱离秧苗钻入水下，除了欺负水草之外它们再无法对秧苗作恶了，这样反倒成了有益的家伙。
对于可能遇到的农业风险，比如歉收，昭中认为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尊重并接受，给土地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只有顺应自然法则才能得到相应回馈，也许一个有着职业操守的真正农民才会懂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只问产量而不计环境后果的，那是市侩。
昭中目前全职务农，是南澳自然田的农耕管理人。经济来源全依靠农产品。南澳的农产品销售途径有两个，一个是供应给都市散客，这些人都认同在地永续的理念；另外一个就是契作代耕，客户把一定面积的作物定价预购下来，成为农作物业主，但是仍然交由“代耕农夫”遵循无农药、无肥料添加的自然农法进行田间的照顾。每一个契作代耕案内容都有所不同，但服务都是同样完善，代耕农夫主要是为作物业主处理专业性、经常性以及突发性的田间作业。大约每十天以内会以定点及特写方式进行田间记录，并把所拍照片传到网络，契作业主可以透过这个网络上相簿监看作物的生长情形。稻米的契作是完全由南澳自然田全部完成作业，契作业主仅为选择性的体验协助，但蔬菜杂粮的收成，因为数量少以及人工的需求大，因此，原则上为业主们自行收成，如果业主无法亲自收成，则由南澳自然田以及换工假期的志愿者代为收成（代收）。
契作代耕方式可以保证食物安全，由于作物物收成好坏都归作物业主所有，所以，作物主不用再担心农夫会为了产量或卖相而偷放农药、乱加肥料。加之没有中间商的成本，以及政府给予农民固定收益的保障，因此，业主可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取得安心自在的食物。冠宇说台湾岛内务农气氛日渐活跃，南北各处都分布有自然农场，没有田地的城市人往往会来换工劳动，学校也多有跟农场合作领学生前来体验，或者跟农场契作如花生一类产品。不久的将来，南澳土地定日渐肥美，在家庭餐桌和学校的营养午食里人们都会品尝出一份敦厚良善的南澳自然甜。
十根自然萝卜刚好一斤，人家加肥料的一根是一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