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智锋 | 文
西川
“因为风的缘故”，这句出自台湾诗人洛夫之手的美妙诗句，自五年前在深圳经他本人吟诵之后，就一直回荡我的耳边。当西川对他被邀请到上海，作为《艺术世界》5 月刊专题“挪威森林”衍生的LIVE 活动的嘉宾略表疑惑之时，我下意识地说了一句：“因为豪格的缘故”。
西川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作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其创作和诗歌理念在当代中国诗歌界有着广泛的影响。除了在诗歌上的成就以外，他还是一位翻译家。曾出版译作《博尔赫斯八十杂忆》、《米沃什词典》（与北塔合译）、盖瑞·施耐德（Gary Snyder）诗选《水面波纹》等。
2007 年，西川受奥斯陆大学的汉学家哈罗德·勃克曼的邀请，与勃克曼、刘白沙一起翻译了挪威诗人奥拉夫·H·豪格的诗歌作品，并于 2008 年结集出版了《我站着，我受得了》。这位被称为“挪威的陶渊明”的诗人，附身于他的作品集之上来到了他钟情的国度。
发现豪格，一个安静的疯子
ArtWorld：你在翻译豪格诗歌的过程中才发现他是个优秀的诗人，诗中有很多触动你内心的东西？
西川：这是因为我读过太多西方人模仿中国古诗的作品，读中国古典诗歌对他们来说是种时髦，好多人都学，不只是豪格一个人。当说到一个外国诗人受了中国文化的影响，我不觉得这有什么特殊的。这对挪威人来说可能有点特殊，但对我来说没有。在翻译的过程中，如我在后记里写的，我发现豪格是很现代主义的。我们平时所知道的现代主义是欧美现代主义里面气势磅礴的一面，但我们不了解其中那微妙的、短小的另一面，也就是豪格向我们展示的一面。至少从前我本人注意不太多。
豪格的诗里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孤独感，它特别打动我。这可能是北欧人的特点。他的诗与别人交流很少，基本是自我的交流。同时，联系他自己本身神经上又有些问题，你会对“疯子”这个词有不同的理解。以前我理解的“疯子”是大喊大叫的疯子，但这时我忽然发现安静的人也可以是个疯子。这特别能打动我。
ArtWorld：之前我们接触的可能都是一种歇斯底里式的疯狂。而豪格的疯狂则是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
西川：古怪、歇斯底里，这些对我们来说很熟悉，对于艺术家的疯狂我们太了解，但对于一个安静的、封闭的疯子我以前不了解。你可以看到他作为一个安静的人，一个人一辈子走下来，只跟少数人交往，跟大自然间发生关系……你读这人的诗时，你对他的经验会产生心疼的感觉。
Artworld：豪格受中国古典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几方面？
西川：他写过屈原、陆机、陶渊明、王维、李白、毛泽东，但这些人的风格又很不一样。他对东方很感兴趣，读过阿瑟·韦利翻译的中国古诗。但我也很难说他受中国古典文化影响都有哪些方面，我想他受东方影响有个重要的结果，就是使得他从欧洲式的写作中走了出来，即那种严谨的，密实的、注重段与段间平衡感的写作。翻成英文的东方诗歌使他获得了自由，他可以一个意象就是诗，几行就是诗，这在欧洲式的写作中是“不允许”的。东方诗歌一下让他松开了，他感到自由、舒适。
诗歌翻译的窍门：吃透原文
Artworld：在豪格之后，你有没有对北欧其他诗人产生兴趣，从而翻译他们的诗？
西川：没有，我没翻译，因为毕竟那不是我太了解的领域。
Artworld：那你的兴趣主要是在英语世界？
西川：那倒也不是，我实际上是把英语当作工具，我用英语了解全世界，我用英语读阿拉伯，用英语读南亚，甚至非洲，这都会读，这不是说懂英语就是搞英美，当然美国诗歌我也读得不少。英语有点像当代拉丁文，你掌握了它，你就有很多能读的。
Artworld：这也是为什么你最近出的译诗选《重新注册》中会出现各种国家的诗歌，比如日本、西班牙、马耳他、印度、尼日利亚……
西川：对，《重新注册》是我多年翻译的作品的一个结集。整理这本译诗集时我扔掉了很多，因为有的已找不到原文，中文又不能肯定翻译得对，所以就不要了，还有的因为诗本来就不是太有意思，所以也就扔掉了。
Artworld：那你最近有没有在集中翻译某个诗人的著作？
西川：最近我翻译了盖瑞·施耐德的《水面波纹》，英汉对照版，这是北岛委托我翻译的，已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Artworld：那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从事翻译的？
西川：最早是在读大学时，我们英文系办有一个叫《缪斯》的油印刊物，其中刊登了不少学生翻译的作品。那时我翻译过许多诗人的作品，比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美国诗人史蒂文斯，我还翻译过一组收在《卡米娜·布拉纳》中的欧洲中世纪诗歌。我一直都在零零散散地翻译一些作品。主要集中翻译的作品有《博尔赫斯八十忆旧》和《米沃什词典》，其实，我集中翻译诗歌并不多，散文翻译倒多一些。
Artworld：你在翻译方面有没有受过哪些国内翻译家的影响？
西川：没有。翻译其实不需要受谁的影响，只要你能吃透原文，同时你能把握住中文，你就能做翻译了。这是指从外文到中文的翻译。在学校上学时，我们的老师都是大翻译家，像中国最早翻译艾略特的《荒原》的赵萝蕤，还有翻译福克纳的陶洁。有时我们会去听一些讲座，也会碰到翻译家，比如杨周翰，他翻过很多作品，其中包括古罗马的《变形记》、《埃涅阿斯纪》等文学作品。我非常喜欢这些翻译家，因为他们都是工作特别认真、扎实的人，他们自己更多的是学者。
Artworld：诗歌翻译和其他文体翻译有点不一样，在这方面你是否有什么心得体会?
西川：我自己没什么心得体会。但我通过看别人的翻译有一些体会。比如有几种特别差的诗歌翻译，一种是完全学术化的翻译，很准确，但一点文采没有，一种是所谓的“诗人翻译”，翻译得乱七八糟，译者对原文没有吃透，存在很多错误。这两种翻译各有其弊，前者不容易出彩，而后者容易出错。另外，国内翻译普遍存在一个大毛病，就是特别喜欢将外国诗歌、小说翻译得非常文雅，本来原文并没有那么文雅，但不知道为什么一进入中文就变得非常文雅。这也使得译文变得复杂起来，因为我发现在英文中并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这是因为译者并没有吃透原文，原文的意思实际上并不复杂，因为译者吃不准，所以翻得特别复杂。这同时会影响到整个诗歌界，我们就会认为外国人写诗就是这么复杂，其实不是，甚至你去读艾略特，你会发现他作品的英文比翻译成中文的简单。这太奇怪了。
Artworld：诗歌译本确实对中国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西川：是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读翻译过来的诗歌时，我们的印象会建立在第一次读到某个作家的翻译作品的印象上，之后再读到更好的翻译时，仍然会觉得第一次读到的那个译本好，这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谈到里尔克的诗歌，我脑子里立刻弹出冯至的译本，而其他人翻译的对我来说并不存在。实际上我们在读的是冯至。比如说聂鲁达的《马楚·比楚高峰》，国内有好几个译本，但我一说到这首诗时，我想到的是蔡其矫和林一安合译的版本，后来别人也翻译过，甚至会更准确，但我对这首诗的印象就是建立在蔡其矫他们的那个译本上。
Artworld：这非常有意思。你早期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诗歌翻译的影响吧？
西川：肯定会受到翻译的影响。上世纪 80 年代多多曾说过的一个口号，即我们要“追上翻译的速度”，翻译到哪儿我们就读到哪儿。因为文革之后，甚至在这之前，中国的诗人们已经有机会接触到现代主义，尤其是呆在城市里的人基本都受到过外国诗歌的影响。
Artworld：你如何看待所谓的“诗歌翻译体”的问题？
西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所有人用的现代汉语都是翻译体。现代汉语显然就不是白话文，它的语法受到英语影响很大，而词汇则受到日语的影响。另外我们自己的行文方式，并不是受到译诗的影响。我们读到过那么多翻译过来的马列著作，它们已经成为了标准的现代汉语。所以，谁都会受到翻译的影响。我们回到诗歌上来，比如说以翻译腔调来写作的问题，存在着很多种不同的翻译腔调，有的人是里尔克或叶芝的腔调，有的人是弗罗斯特的，金斯伯格的，你不能说受到里尔克的影响就是翻译腔，而受到金斯伯格的影响就不是翻译腔。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作为一个诗人来讲，非常重要的是你得从这个腔调里走出来，慢慢找到你自己的语言方式。
（以上为节选，全文请见《艺术世界》2012年7月刊 26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