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向辉 | 文

最近本人最大的困惑就是究竟是否有“普世之美”，也就是是否存在有让全世界人有同感的艺术之美。我过去对此颇有信心，因为好像人性中所追求的当然是共同的价值，所以美和丑自然容易区分，放之四海皆准吧。但是眼下这个观点在我心中已经动摇，甚至变得有点诡异，也许有必要重新认识，包括自己。这种惶恐感觉如同人的中年危机，让人不知所措。

基本上所有的人类对噪音和无序（Disorder）是有共识的，因为那里面包含了杂乱随机的事件。但是混乱的相反面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信息秩序（Order）和无序是一样的，信息有序包含了有意义的事物，但是也是不可以预测的；另一种可以叫做整齐，也就是虽然看上去不杂乱，但是基本上可以从前面的排列预测到后面（例如，010101......）。整齐的方式不是无序，可是信息量却非常少，很难用它来形容事物，因为信息太贫乏。而如果是信息秩序，则至少会有含义，或者可以解决某种问题，所以包含足够复杂的信息量。越复杂，我们说信息熵（Information Entropy）就越高。这个概念来自与香农（Shannon）的信息论，信息熵的多少和美有很大关系，当我们看崇山峻岭、彩云追月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美，山、水、云、月有他们的复杂度，被我们头脑的复杂度所共鸣，所以美感可以油然而生。同样当艺术家创作时，他们的积累转变为作品所包含的信息熵决定了其美感。早在20世纪30年代，由著名数学家伯克霍夫（G.D.Birkhoff）所提出的美学标准（Aesthetic Messure）就奠定了计算美学的理论基础。那个著名的美学标准公式：M=O/C（信息秩序/复杂度），已经成为人类共识，当然如何度量比较艺术之美，是此后30年信息论逐步成熟后才浮现真正的实用量化价值。

可是我所迷惑的是，整齐美和信息美哪一个更重要，或者现代社会如何定义真正的美。对于前工业时代来说，整齐美有过短暂的黄金时代。因为人们被可以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所震撼。甚至把楼层和汽车不断叠加在一起到一个巨大的尺度，都认为是种美。不过正如工业时代可以制造出大量整体的画笔和颜料盒，却无法生产出每幅都不同的画作。所以画笔和画作是完全不同的层次。因为各个人类社群不可能生活在同一个历史阶段，某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已经接近后现代的模式，而另一些国家则还完全是混合了封建社会、资本社会与信息社会的混杂体系。这就出现一个悖论，伯克霍夫的美学公式中，大家采用相同的分子或者分母，都会有普适的共识，例如对比两个作品（电影、绘画、庆典活动等），如果放在同一个观众体系，他们复杂度（C）是一样的，那么其中的信息秩序（O）就应当是足够大才能够产生可以比拟的美感；而其中一个信息熵过低，则不可能比拟。但是不要忘记，如果复杂度本来就很低，那么信息量即使很低，也可能同样觉得美。例如，儿童的选择性比较简单，所以他们可以很容易就对信息量很小的色图案产生愉悦感。可是如果对一个有足够见识和自由思维的成人来说，他对复杂度的要求足够大，那么简单的信息熵作品就难以产生共同的美感了。一些在信息复杂度很低的时代所共有的低信息熵作品，例如工业时代的整齐美，一定不可能再符合新的复杂度分母了。

现在的矛盾是，今天的时代，无论在全球各地，已经有足够的多样性选择，所以复杂度（C）足够大，伯克霍夫公式的分母已经公认地增加了很多倍，为什么还有人强加整齐美标准给人们呢？强加的整齐美，必然是很低的信息秩序（O），因为是失去多样性，个体成为一致的工业产品。这种美学在20世纪早期的法西斯时代有很强大的支撑，典型的案例就是为纳粹服务的导演李芬施塔，她利用柏林奥运会的开幕式把法西斯美学发挥到了极致，让每个人都成为了节奏和规模的牺牲品。在当时的宣传机器的影响下人们没有选择的复杂度（C），当今能够和李芬施塔作品相媲美的恐怕只有朝鲜的《阿里郎》了，只不过在《阿里郎》中，连导演的名字都无法呈现。这一点来看，张艺谋导演算是非常幸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