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利嘉孝 | 文     九昔 | 译
毛利嘉孝从事社会学、文学研究和媒体理论研究，著有《文化研究导论》（与上野俊哉合著）及《文化=政治》。目前担任东京艺术大学音乐学院音乐环境创造系副教授。

英国涂鸦画家班克斯因模板涂鸦作品而受到狂热的崇拜，但他并不满足于街头创作，还将目光瞄准了美术馆和博物馆。去年，班克斯在泰特美术馆和罗浮宫非法“展出”他的作品，今年三月，他又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布鲁克林美术馆、美国自然史博物馆等地重操旧业。五月份，他的作品又在大英博物馆露面，轰动一时。他将描绘古代英国人的作品安放在了罗马大不列颠藏馆中，画中的古代人推着一辆超市小车，取名《古代人上超市》。显然，他的举动并未经过博物馆的授权，而是设法躲开了博物馆的安检系统。

班克斯“山寨版”壁画后还附有一段假冒解说文字。这段话很能够代表涂鸦与艺术博物馆的关系，因而在此复述一遍——“这类艺术大多无法幸免。那些瞎起劲的政府官员，他们不懂得涂鸦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却毁了我们的作品。”

为什么古代壁画像金枝玉叶一样供在博物馆，而现代涂鸦却总是被抹灭？也许你会说，艺术就是用来供奉的，涂鸦就是用来擦除的。其实，班克斯从没奢望涂鸦能够在美术馆和博物馆登堂入室，他的理想渺小得多，只希望这个世界不再禁止涂鸦。然而，这是另一个世界，不同于我们所处的现实世界，这个世界或许存在过，却离我们远去。

政治涂鸦

政治涂鸦的作用有两点：一是让无法在公共场合表达观点的人找到宣泄出口，二是让无家可归的人临时有一块地方表达愤懑。然而，正是这两个原因，涂鸦行为一直受到统治阶级的打压。

20世纪50至70年代，欧洲情境主义国际组织 (SI) 的文化和政治运动首先为涂鸦艺术赋予了政治意义，同时有意识地积极尝试利用这一点。

情境主义者将完全受制于商品经济和媒体形象的先进消费社会戏称为“景观社会”，他们尝试将战场从生产转移到消费，从劳动转移到休闲，换言之，从工厂转移到日常生活习惯，尤其是城市地区。这一运动是对当局的批判，同时也是对传统左翼立场的批判。在这个过程中，涂鸦被改造成了一种政治武器，其矛头直指那些正迅速被景观社会所征服的城市。

情境主义(Situationist) 国际组织的这一策略伴随1968 年法国“五月革命”的爆发而大行其道。这场突如其来的革命不仅席卷大街小巷，还使涂鸦艺术如雨后春笋般遍地开花。当时墙上题写的许多标语口号，如“打倒景观商品社会”、“拒绝工作”、“自由地生活”以及“我把欲望看成现实，因为我相信我欲望里的现实”等等 ，都暗合了情境主义国际组织的纲领或宣扬了它的理念。

这种有着政治渊源的涂鸦，对于后世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意大利自治运动到反道路建设，再到近年的反全球化运动，涂鸦始终是一种重要的斗争载体。班克斯看来也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

日本涂鸦艺术

日本也许并未受到情境国际运动的直接影响，但日本涂鸦者的空间占领意识似乎与其异曲同工。我们来看看东京新宿区的武盾一郎（Take Junichiro）和山根康弘（Yamane Yasuhiro）等人的作品吧。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宿车站西出口的地下道，武盾一郎、山根康弘和他们的朋友在露宿街头者的纸板屋上涂满了超现实主义绘画，以此向社会疾呼无家可归问题。后来东京市政府以影响市容为名驱逐露宿街头者，最终将这些作品连同纸板屋一起取缔。尽管如此，新宿车站的西出口已成为20世纪90年代文化与政治交汇的重要场所。

在日本从事政治涂鸦的难度之高，从所谓的“涂鸦和平”事件中就可见一斑。事件发生在2003年东京杉並区，当时伊战爆发不久，一名青年因在杉並区某公园的公厕外墙上写下“反对战争”、“不要战争”和“景观社会”等口号而被逮捕。事发后警方和法院的行动之快、处罚之严，与其他涂鸦案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具有政治含义的涂鸦往往被当局冠以“犯罪”之名而从重打压。

日本的城市涂鸦还有另一宗派，起源于19世纪80年代美国兴起的嘻哈文化，其中以纽约最为昌盛。“签名涂鸦”（Tagging），顾名思义就是使用喷涂罐或记号笔把涂鸦者的名字写成花哨而漂亮的样子；而精心创作的“整幅涂鸦”（Pieces）或许才是今天人们心目中真正的涂鸦。虽然如此，与其说日本涂鸦受到纽约嘻哈文化的直接影响，不如说它是将嘻哈文化与20世纪90年代的西海岸滑板文化兼容并蓄，熔于一炉，并经历了一个独特的演变过程。这是日本涂鸦艺术又一独特之处。

然而，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种类型的涂鸦只有文化性而无政治性，因为嘻哈文化本身的起源就与纽约南布朗克斯区的“文化抵抗”运动有着莫大关联（纽约其他地区由于广泛开展城区重建项目，忽视并排斥了这项运动）。从这个角度看，这种涂鸦与上文提到的新宿纸板屋涂鸦虽在风格上有天壤之别，但两者不无相似之处。况且，今天的日本，涂鸦者要疲于应付警方也是不争的事实。

墙外的想像力

20世纪80年代，纽约的涂鸦圈涌现了像基思·哈林（Keith Haring）和吉恩·米切尔·巴斯奎特（Jean Michel Basquiat）等一批大师，开始吸引当代艺术界的关注目光。然而必须指出，这两人都是涂鸦圈中的奇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小曾岩三郎（Koso Iwasaburo）是一位居于纽约的翻译家，他在讨论涂鸦现象时指出：哈林和巴斯奎特这些人属于艺术家，他们的工作与Daze、Futura和Rammellzee 等人不同，后者也从事艺术创作，但他们的舞台仍在街头。我个人十分赞同这一说法。诚然，哈林始终对涂鸦的敏感性怀有敬意，并将这种敏感性融入他的作品之中，但他的作品终究属于艺术作品；而巴斯奎特在初次进入艺术界之前，事实上一直以笔名Samo从事涂鸦创作，最重要的是，他是黑人，因此往往被视为涂鸦艺术家。然而，他的涂鸦创作只限于早年，而考虑到他从小就受到当代艺术的熏陶和教化，应该说他比哈林更接近当代艺术的殿堂。

艺术界的人总以为涂鸦创作者都希望有朝一日他们的作品能“上升”到艺术的高度。这是一种目光狭隘、自命清高的偏见，以为艺术可以凌驾于一切。在涂鸦创作者看来，作品的好坏优劣应该交由自己来评判，而与视野狭窄的艺术圈子无关。如果有机会卖出自己的作品或者在美术馆、博物馆展出，他们当然也不会拒绝，但前提是创作者的价值观必须得到尊重。人们必须认识到存在着这样一种不同的世界观。

最近街头艺术家班克斯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边界非法建造的障碍墙上开了一个口，从洞口可以遥望对面美丽的风景。班克斯希望，有朝一日，这面墙会和他的作品一起轰然倒塌，化作尘埃。我想，也许，迄今为止，艺术家仍有许多东西要向涂鸦者们虚心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