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开放的肖像》展览的前言，让我突然想起忘带了一件观展设备——文化。“展览所要讨论的是：如何开放地理解肖像画，如何使用文化历史资源，如何打开一个新的空间，激活和推动转型中的当代中国肖像画。” 如同科幻片里常常出现的一幕， 透过宇宙飞船狭小的窗户，我望着地球渐渐远去，成为一个乒乓球、一颗星星、一点模糊的靶心。难道我正在驶往一个叫做“文化”的星球？这种双向的放逐高调地在作品和观众的感知力之间制造着暧昧（取其贬义），简单的交流被以文化、社会、哲学、责任、道德、政治名义研磨的镜片层层阻隔，待我们翻山越岭地拨开迷雾时，最初的冲动和交流欲望已被疲倦占据，烟消云散。 1976 年，美国艺术家布莱恩·欧道蒂（Brian O'Doherty）在《艺术论坛》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在白立方之内——美术馆空间的意识形态》。其中写到：“由于现代主义已经老化，语境（context）将变成内容本身（content）。在一种奇特的翻转之下，物件被引荐入美术馆的框架、美术馆的空间以及它的游戏规则中。”然而 30 多年过去了，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艺术机构通过部署意识形态、操作江湖，将并没有完整经历现代主义的中国当代艺术直接与西方艺术史逻辑接轨，从一个僵死的系统投向另一个正在僵化的系统。被绑上传输带的艺术家们，在这个消灭时间的空间里，在这个看似专业实质禁锢的系统运作下，他们失去了必要的兽性，视繁为简，如同实验室里高傲的小白鼠。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高更在 19 世纪末的感叹放在今天不是疑问而是质问，显示着它终极的一面和游动的另一面。作为有意识的感知体，我们永远无法回避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并且需要在每个时代、每个瞬间对它们做出新的定义和理解。这种反思和应变能力称作“传统”，它让我们不陷入任何一种固有模式，同时也考验着我们的每一次选择和妥协，比如面对一张“肖像”——另一个自己。 安全的规则是否依旧安全，基本的形式是否依旧稳固？ 符号，作为带有既定意识形态和语境的标识，对它横向的挪移不过是在博物馆里玩拼贴游戏。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从符号内部进行瓦解，解放被符号禁锢的形象，重新面对真容（决不意味着写实主义的回归）。 “肖像”唤起了我们太多的记忆，它是相互照应的镜子，也是思想和情感的痕迹。复杂和智慧只不过提供了纠缠撩人的蕾丝花边，因为思变发生在它们之前。 在本期杂志里也有很多“肖像”。他们正出现在世界各地优秀的展览中（请看新版的读图栏目）、课堂里（王澍）、剧场中（RoseLee Goldberg）、作曲机前（Iannis Xenakis）。 最让人捉摸不定的是那位始终处于“逃亡”状态的让·法布尔先生（Jan Fabre）。1951 年，开明书店曾出版由他祖父让-亨利·法布尔（J.H.Fabre）撰写的《坏蛋》（译自英译版）一书，其中列举了昆虫世界里各种出于本能的破坏和捣蛋行为。“所以动物不必学习，就会知道；它不当学徒，就做它的技术的教师；一个头，它没有什么经验， 就把它所想干的事干得教人敬服。这种天生的特别才能，就叫做‘本能’。”也许，真该是我们唤醒某些本能的时候了。 —— 龚彦，《艺术世界》主编
（Gong Yan，Editor-in-Chief of Art World Magazin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