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旭俊、谭智锋︱文 ■ 在欧美，艺术家独立办刊取决于公共空间的存在。咖啡馆是最常见的社交公共空间，那里可以最大限度地聚拢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一个舒适的言谈环境。编辑部则是工作的场域，从这里催生了言论的公共空间。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既无作为社交公共空间的咖啡馆，即便存在不少编辑部，严格来说也没有提供公共言论的平台。没有咖啡馆和编辑部，艺术家们只能遁入“地下”状态，转战于各个临时的编辑部，尝试着“萨米亚特”（samizdat）写作。
回顾百年前的欧洲，在艺术史上，达达主义首次利用了报刊、杂志等现代传媒技术散播艺术理念。这与其归因于编辑部的功劳，不如感谢遍及欧洲的咖啡馆引领的文化潮流。不无夸张地说，书写一本现代文化史几乎都能按照不同的咖啡馆来进行章节区分。波德莱尔时代巴黎的殉道者咖啡馆、19 世纪末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一战时苏黎世的欧登咖啡馆、萨特时代巴黎的花神咖啡馆……不同时代的思想家、作家与艺术家都会形成固定的社交群体，他们通常聚集在特定的咖啡馆里，在各自的领域内蓄谋他们的思维的革命。
在本雅明看来，咖啡馆与酒馆是游荡者天然的落脚地，这里常年聚集着各种各样的文人、艺术家、密谋者与职业革命家，他们在此自由探讨文学艺术，甚至秘密策划革命。同时，咖啡馆也为早期的新闻从业人员提供了便利。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里，本雅明说：“咖啡馆生活使编辑们在印刷机器尚未发达之时就已适应了新闻服务的节奏”。凑巧的是，此语也适用于对达达主义的判断。《达达》杂志的主创人员都是文人、艺术家、无政府主义者与革命家，他们也同样是在咖啡馆（虽然此后挪步到了伏尔泰酒馆）里“适应了新闻服务的节奏”的那些人。达达主义运动实现了艺术与现代传媒的完美交融，究其原因就在于：
首先，一战的炮火毁坏着欧洲文明的物质遗产，击碎了欧洲人对于文明进步论的幻觉。年轻的艺术家们被卡在了艺术史的咽喉里，无法动弹。他们面临两难处境，想要创新，既背负那些沉重的艺术遗产而无从着手，又要面对战争造成的文化废墟而走投无路。他们被抛掷在新的起点上，眼前却没有展开新的地平线，他们只好拿起新闻传媒这张前无古人的“白纸”，任意挥洒他们的灵感，才能成就艺术理想。
其次，从命名上来看，这场文化反叛运动源自法国儿童用语“达达”（直译为“木马”），它具有双重含义：执迷与胡闹。在文学上，它鄙弃先前所有的诗歌和散文的固定格式以及理性话语，也全然不顾印刷形式的常规；在艺术上，它既反对战争的疯狂，也反对先前所有艺术的“不疯狂”，阿尔普（Jean Hans Arp）宣称，“由于第一次世界大展的屠宰场使人们感到厌恶，我们转向了艺术。我们寻求一种基本艺术，它在我们看来将把人类从那时的极度疯狂状态下拯救出来……我们需要一种无个性的、集体式的艺术”。显而易见，反叛者深知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所说的—“当你能够想你愿意想的东西，并且能够把你所想的东西说出来的时候，这是非常幸福的时候”，并且，你所反对的人永远不会为你提供言论自由的平台，你必须坚守自己的言论阵地。
在中国当代艺术中，艺术与传媒的蜜月期始于 1978 年。在北岛的领衔下，部分“今天派”诗人和“星星画派”艺术家在北京创立了《今天》。没有编辑部，他们就在北京郊区的农舍里，七拼八凑地集齐各种印刷设备，独立完成了全部的工作。虽然，从印册数量到传播范围来看，《今天》至多只能算是“微众读物”，但是它的影响力却与发行量形成严重的反比，近乎直接开启了80年代的文化盛况。
90 年代注定不属于文化，中国向消费社会转型，主流媒体开始引入市场机制。报刊杂志大篇幅地刊登生活资讯和娱乐八卦，海量的信息和庸俗的趣味充斥其间，个性的声音变得湮没无闻。此时，一些怀有出版梦想的诗人与艺术家依旧渴望打破主流话语的垄断局面，“逆潮流而动”地创办独立杂志，表达自己对艺术与时代的独特见解。这些刊物如同艺术家们的孩子，凝聚了他们大量的心血和智慧。从受孕到分娩，乃至哺育，它们历经波折，坎坷万千。在无比艰难的处境中，它们的存活时间都不长，但作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一种亚文化景象，它们充分体现了当时艺术领域的先锋思想，彰显了一种独立自主和张扬个性的基本精神。
反观当下，在艺术商业化与媒介娱乐化的合力剿杀下，一幅诡谲的画卷在我们的眼前悄然展开—表面上的艺术繁荣与媒介发达，反而使得艺术家独立办刊的兴趣逐渐萎靡。我们既难以在咖啡馆里邂逅他们，也不见他们携带着稿件奔赴在通往编辑部的路上。看着中外艺术先锋们当年的过刊，却遍寻不着当代艺术家们拱手奉上油墨未干的时刊，这不能不说是当代艺术的一个遗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