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里活通讯》第一期，深圳，1994
开本：210 mm×90mm
编辑设计：欧宁
出版：Hollywood Disco & Bar
谭智锋｜采访、欧宁｜图片提供 ■ 欧宁少年时代就开始写作，与各地诗人交往，并在上世纪 80 年代火热蓬勃的地下文学杂志氛围中，燃起了独立出版的梦想之火。他拥有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独立出版人、诗人等多重身份，这种跨越多领域的丰富经验，不仅练就了他对社会、时代的敏锐嗅觉，同时体现在他创办的那些独立杂志上。
在相约地点碰面后，欧宁说他正在编辑《天南》第五期的稿子。《天南》是欧宁2011年创办的一本纯文学杂志，他说这是他“从最早办杂志到后来一系列杂志实践的最新成果”，他希望这本杂志能够“以文字的方式为大家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反转所谓的‘读图时代’”。
看来欧宁如今又全身心地投入了一种编辑杂志的状态之中了。
ArtWorld: 你为什么对独立杂志特别感兴趣？
欧宁：独立杂志是指因为不愿意受到资本和权力的约束而自主采编、设计、制作和发行的杂志。它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组织内容，不去迁就读者，而是通过独立采编和发行来寻找读者。我对独立杂志的兴趣起自中学时代接触的诗歌民刊，在70年代末和整个80年代，地下文学杂志非常蓬勃，因为当时的官方刊物比较古板，不愿接受较自由和实验的写作。那一代的诗人和作家用他们的写作和出刊将当代汉语从由社论体所垄断的局面中解放了出来。这种偷偷印刷的神秘感对当时还小而又热衷写作的我是很有吸引力的。
ArtWorld: 编印独立杂志是需要付出各种“代价”的，对你来说主要是什么？
欧宁：独立的代价就是不稳定。对创办独立杂志来说是这样，作为一种人生方向也是一样。当你既不依附资本，也不投靠体制的时候，不管是你独力支撑的杂志，还是你自我边缘化的人生，都将是动荡不安的。
ArtWorld: 那你觉得“独立”和“市场”是一对矛盾体吗？是否有什么化解策略？
欧宁：“独立”有自己的“市场”，但是一个小市场。我们只能说“独立”和“大市场”是一个矛盾体，因为你想要坚持自己发声，不随大流，你用的是自己的小小投资，你实现的是你的个人爱好，你不可能期待它有大市场。独立杂志只需发现和培植自己的忠实读者，靠他们实现一个小小的收支平衡，可以长久办下去就已经很好了，不要给自己找“大市场”的目标，也不就存在什么要化解的矛盾了。
ArtWorld: 可否介绍一下你的第一本独立杂志？
欧宁：我编第一本独立出版物是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在学校成立了探索社，出版《探索报》。它主要采取油印的印刷方式，关注知识界对传统和现代化的讨论，比如传统与现代化的衔接问题，“五四”如何将中国的传统割裂，知识分子的启蒙怎么样被后来的救亡运动打断，所形成的一种断裂等。
ArtWorld: 大学期间你曾编印过很多诗歌刊物，主要有哪些？
欧宁：进入大学之后，恰逢“第三代”诗歌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徐敬亚、孟浪等正在总结他们在《深圳青年报》和《诗歌报》上策划的“1986 现代主义诗歌大展”，编辑《现代主义诗群大观》，这一盛事因为我年纪尚小而错过了。当时我觉得，作为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我们也应该团结自己的同仁，所以就开始联系北大、北师大、中大等高校的学生一起编印自己的刊物。当时编印了一本诗刊叫《怎样》，诗刊采取轮值编辑，在上海一期，在深圳一期。我主编了第二期，主题是“心灵与媒体”，那时已经开始关注“媒体”（(Media）这个词了。
ArtWorld:后来你和黄灿然还一起办过诗刊？
欧宁：那是 1991 年，我跟香港的黄灿然办了《声音》，主要关注那些新冒出来的抒情诗人，如郑单衣、付维、俞心焦等。在此期间，我还接办过一期《现代汉诗》，这是芒克等留在国内的诗人，为了与北岛在海外编的《今天》抗衡，采用轮值编辑制度运作的一本地下诗刊。那一期本来是由默默和孟浪在上海编辑的，但后来他们“出事了”，稿件转移到深圳，由徐敬亚、陈寅、冰释之和我四个人来编，因为我当时的女朋友刚好有一台四通打字机，主要由我执行，从增编稿件到录入、印刷都是我一手操办。
ArtWorld:什么原因导致你后来离开了诗歌这个领域？
欧宁：当时中国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92 年南巡讲话之后，深圳开始从来料加工经济模式转向了服务业和房地产模式，由此肇始，中国社会全面转向了一个消费型的社会。正是在这种消费时代中，诗歌从 80 年代被追捧的状态跌到了最低谷，越来越远离大众。我觉得再从事诗歌活动，已很难达致一种宏大的社会影响。所以，我就开始寻找其他的媒介，来释放自己的能量。
1994 年，魔岩公司开始推出“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何勇三人的唱片，那些唱片的设计和文案都非常好，而且大街小巷都可以卖。我开始觉得音乐这个媒介很棒，因为它触及到了更多的大众。之后，我就开始做音乐。
同一年，我在帮深圳的 Hollywood Disco & Bar组织音乐演出的时候，因做地下杂志的梦想一直没有破灭，于是就让它也提供资金，出了一本杂志叫《荷里活通讯》。当时主要做了一个纪念伍斯托音乐节 25 周年的专题介绍，探讨 60 年代的摇滚运动在历史的条件下，即在消费时代是如何开始转化的。
80 年代形成了我的两个情结，一个是地下刊物，另一个是结社。因此，在 1994 年年底，我成立了一个叫“新群众”（New Masses）的音乐文化团体。作为一个音乐组织，“新群众”必须有一本刊物。当时深圳的酒吧文化开始流行，需要大量的演出。我在组织演出的时候，就预留了出杂志的资金，一场演出一本《新群众》。
《新群众》第一号，深圳，1994-1995
开本：145 mm×10mm
编辑设计：欧宁
出版：新群众(Alternative Art Organization)
ArtWorld: 为什么叫《新群众》？
欧宁：《新群众》的核心理念是独立思想。“独立”，指的是在音乐这个领域，我们主张在主流音乐之外应该有另类音乐的存在，让人们对音乐的选择多元化。我们所认为的“新群众”，就是思想独立的群众，不是那种被唱片工业的罐头音乐牵着鼻子走的群众。在音乐的聆听方面，“新群众”是需要经过自己大脑的判断的。比如我们会分析王菲为什么流行，分析王菲这个品牌背后的团队，如编曲、填词、形象设计、宣传等，她是一种集体智慧生产出来的偶像。而主张独立，同时也就是反对代理，不要经纪人，不要唱片公司，就像不需要政党来给你代言一样。你就是你自己，独立、自治，这已经涉及到安那其主义的核心了。
《新群众》出版了两期，后来因故没有再出。第二期的《新群众》，主要介绍了 John Zorn，来自纽约下城的一位音乐大师，跨跃多领域的作曲家。我在杂志上介绍他的时候，并非全部了解他有多厉害，10 年之后才发现他是如此牛逼。他当时带来一个日本乐手山冢爱，在玩噪音。他今天已是纽约前卫音乐的领袖，出了一百多张唱片，大部分在中国都有盗版。
ArtWorld: “缘影会”是怎么成立的？
欧宁：90 年代中期，我开始对艺术电影产生了兴趣。当时经常从深圳跑到香港，在香港导演舒琪的“壹角度”书店，看到了很多艺术电影。认识他后，我觉得那么多影片资料在大陆都找不到，应该搞个活动与更多人分享，于是就搞了个“缘影会”（U-theque Organization）。
1 9 9 9 年我开始做自己的第一本电影地下刊物《影话》（Filmakers）。当时主要是与广告导演高小龙合作，他觉得中国广告导演缺乏关注，应该出一本研究广告的杂志，于是他找到我，由他出资。《影话》共出版了两期，第一期主要整理了中国广告影片的历史，后来因为我对独立电影、艺术电影的发烧已经开始，所以第二期就全部推介独立电影。其中介绍了丹麦几位导演的“Dogma 95”宣言，该宣言主张用 DV 拍电影，反对在影棚拍电影，主张现场录音等等。所以，《影话》是中国第一本鼓吹数码影像制作的电影杂志。
“缘影会”自身也出版了会刊《u-fax》，像70年代的朋克杂志一样，它打印出来后全由会员自己复印，自己装订，完全是DIY的。总共出版了六十多期，每周一期，每期二十来页。这是我做过的成本最低的杂志，每期只需几百元的复印费。
ArtWorld:《u-fax》做了这么多期，在当时的独立出版物中算是寿命非常长的了。
欧宁： 在这之后， 互联网已经开始流行， 青年亚文化的形式已有了一个更大的平台，即网络杂志，像广州开始出现,《COLDTEA》、《AFTER17》等网站杂志，新一代的青年文化有了网络载体，印刷的独立杂志就开始式微了。
ArtWorld: 这应该跟时代的发展密不可分吧，到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可以实现或者替代杂志梦想的各种平台都涌了出来，商业纸媒也开始发达了你如何看待互联网时代印刷杂志的前景，中国独立杂志的转机需要哪些条件？
欧宁：印刷杂志永不会过时，网络时代实际为实体杂志提供了更多元化和更立体化的推广和沟通的工具。网站和社交媒体的低成本和普及化对于独立杂志来说堪称如虎添翼。在中国，独立杂志的气候需要如下条件：更加冷僻更加细化的兴趣点的养成；主流媒体的腐败和僵化；读者的饥渴；亚文化空间在社会上的拓展；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