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是一个东北人。“东北”这两个字在艺术上对我并没有太直接的影响，但是作为一种童年记忆和经验，对我的创作而言，它是不可或缺的。当时住在农村，我们家却属于工厂，是工厂设置在农村的农场里。家里很多人都坐火车，在农村与工厂之间来回穿梭，周围都是农民，但我家里都是工人。这种不完全是农民，但却生长在农村的记忆，对于观察社会来说是一种比较丰富全面的经验吧。这对日后的创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等到初中的时候，我就回到沈阳生活了。不像现在的小孩学画是从高考时报考艺术类院校开始的，我在初中时就已经接触了。
东北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幽默感。在东北，平时说话和日常交流都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很痞的幽默感。东北人很多都是当年从山东和河北那里“闯关东”而来的移民，很多到现在都还身处底层，即便是文化人也不太会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他们习惯了自嘲，当然，也会经常调侃别人。所以很容易就会去调侃那些看上去很正经的事情。
我喜欢二人转和相声。当然，不是大家平时能在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它们就是在民间戏台上演出的，更具有地方色彩，有时会出现一些荤段子。即便不是“荤”的，也会有一些更加过分的表演。我比较喜欢这种有幽默感的表演形式，它更接地气，比较原生态吧，有一种和我们现实密切相关的世俗幽默。
以我的创作为例，我曾经创作过一组海员、空姐和解放军的系列。在八十年代，这些都是比较受追捧，甚至有些被崇拜光环笼罩着的职业。我把他们安排在比较世俗、戏谑的场景中，并不像外界评论的是要从解构的角度出发，当时的出发点是用一个符号来代替一个人。比如，你要是没有那一身海魂衫的符号，可能你就是另一个人，有不同的性格和不同的气质。一旦被符号化，那么所画的内容就不涉及到人的具体的性格了。我这么创作旨在表明，职业符号削弱了一个具体的个人。
好玩的是，我好些年前表达过对于安迪·沃霍尔和杜尚的推崇。评论界想当然地认为，安迪·沃霍尔是玩弄符号的高手，杜尚是最具解构精神的人。于是推论出我的那组创作就是延续他们的狂欢性和颠覆性。其实，和他们的关系不大，我是想通过符号化来还原现实。我的意图是从解除象征性开始的，因为当时的绘画里有一种明显的表达倾向——某一种东西象征着另一个东西。我是用符号来代替象征，符号本身是用于区分的，但不是象征用的。它不是哪个代表哪个，不是海员、空姐和解放军代表了当时对于理想职业的憧憬。客观上，也许会产生受他们影响的感觉，但实际上出发点是不同的。我立足于反对象征，只有这样才能接近现实。
我不太喜欢这种贴标签式的理解。解读艺术作品需要有更细致和敏锐的观察力，粗线条的理解和标签式的定位显得太过粗陋，会漏掉很多有意思的细节。相对来说，整个现在的解读方式稍微有点概念化。我虽然不太喜欢这样，但有些时候还不得不认可这种方式。
最近创作的《其乐融融》再度碰到了这种麻烦。虽然我很愿意去表达幽默，但是，我可能从来没直接画过笑脸。这次的例外是由于它是从一个雕塑作品演化而来的，一个在广州的老艺术家的作品。我是考虑到现在的绘画更注重体积和体量感，就从绘画的角度来表现它。创作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处理那几个人的脑袋在体量上和整体背景上的比例关系。结果，外界自然而然地认为，当代艺术有一种狂欢的氛围，笑脸的形象可能比较受艺术家的欢迎。而我可能是步方力钧和岳敏君他们的后尘。
其实不是这样的。在产生方力钧和岳敏君画作的年代，傻笑的脸有着很明确的文化针对性，它们的象征意义也很具体。我的这个笑脸只是凑巧赶上了。严格来说，《其乐融融》里的笑脸也不应该称为是我创作的，因为这个画面是我创作的，但题材不是我创造的，最多说是我沿用以后再加工。它就跟我一贯不主张过分象征的初衷凑巧重合了，它就只是一些笑脸，没有任何象征。这和我刚才说的要解除象征其实是一脉相承的。
就像二人转一样，它没有固定的形式，自由、随性地表达，有着底层的智慧；艺术也应该如此。同样地，在我看来，艺术也是这个道理。我不喜欢有明确的标准套在我的创作上。同时，别人的创作如果能够吸引到我，那也不是因为它在形式上有什么标准，在风格上有什么标准。最重要的是，它对于整个现实和文化，对于此时此刻发生的事情要具有敏锐的感受力。其次，这个艺术品要做出大家心里有而嘴上说不清的感受，最好是因为有了这个作品，人们才能借此获得一种形象去体会、去讨论这种微妙的感受。在我看来，这才是最好的艺术作品，它一定要有强烈的现实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