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牺牲我自己的舞蹈”——皮娜·鲍什                      

艺术世界 | 策划  沈奇岚 | 主笔  木木 王娅蕾 | 采访编辑
Jochen Viehoff、Ursula Kaufmann | 图片提供 
特别鸣谢：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组以及凤凰网www.ifeng.com

《伊菲珍妮亚在陶里斯》（Iphigenie 啊ufTauris）1974年 约亨•费霍夫 （Jochen  Viehoff）摄

2009年7月27日，本该是皮娜·鲍什（Pina Bausch）的69岁生日。但是，这位舞蹈和编舞大师提前离开了生命的舞台。英国《泰晤士报》在悼文中写道：“事实上，当皮娜·鲍什还活着的时候，当她生命的最后十年还仍在萨德勒斯的威尔斯剧院演出的时候，人们对其批评远多于崇敬，甚至于在她死后，英国许多的讣闻仍把她的舞蹈艺术形容为‘黑暗且难以理解’。这是因为，许多评论家都无法从哲学上接受皮娜所倡导的艺术形式。他们无法接受演员在舞台上的说话对白、恋人间的奇怪仪式、鬼魅一般的黑暗场景，以及皮娜不近常理的故事讲述方式。但这种反对舞台保守主义的趋势在英国并非前所未有。上个世纪，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巡回演出组织者’—俄罗斯戏剧家谢尔盖·佳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 ）将‘爆炸性的俄罗斯芭蕾’带来伦敦时，评论家们就曾遭遇相似的场景。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皮娜那些‘令人不安的舞台装饰’，萨德勒斯的威尔斯剧院在过去的十年中绝不会如此辉煌。我们将不会看到十四只狗在阿兰·普拉特的狼群中郁郁徘徊，维姆范德基伯斯的公司中砖块从舞蹈演员的头上不偏不倚地飞过，同样我们也将错过萨沙华尔兹的舞者们在巨型水箱中游来游去的倩影。看上去，现代舞蹈的实践者们并没有因为经典芭蕾的坍塌而受到多少拖累，这是因为曾有人为此苦苦探索，举个简单的例子，如何向观众讲述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我需要向皮娜致敬，感谢她为舞台艺术多样化所做的‘催化剂’般的效果，尽管有时结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但因为其一生对舞台艺术的革命性的创举而受人崇敬的艺术家至今还没有出现过，皮娜或许可以成为第一人。”

哲学家本雅明曾这样指控娱乐工业：“那些糟糕作家写成的娱乐电影，阻碍着人们看到世界和人生的真相。”倘若舞蹈不能和我们真实所处的世界相关，倘若舞蹈不能与我们每分钟不能脱离的现实相关，那舞台上正在进行的不过是一份十几欧元买来的娱乐。

皮娜·鲍什试图让人们真正地观看：那些舞台上的身体，犹如我们赤裸的灵魂：奔跑、挣扎、渴慕、拒绝、亲吻、冷漠、孤独、尖叫、欢悦，沉沦一次次期待温柔，一遍遍遭遇暴烈。她用残酷又直接的方式，揭开了我们社会的真相—被孤独囚禁的男男女女，永无止歇的追寻和落空无止歇的暴烈和温柔。一如《传道书》中所说的人生：“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永不停歇。她的舞蹈剧场，犹如一道顽固又坚持的光束，让舞台开口，让空间流动，让审美回归本能，照见了黑暗中的人性轮回。

如今，虽然皮娜的同行们赞叹到：“皮娜·鲍什之后，人们意识到：传统的舞蹈方式无法表达现在人们的真实生活。”一如她自己所说：“我拒绝以形态美为目的的舞蹈，有时候我根本就忘记了舞蹈本身。我有自己的方式。所以，我必须牺牲我自己的舞蹈，来发现一条道路，在其中，我们这个世界的问题可以在身体的流动中得以表达。” 但是，即便在80年代，皮娜的这种将舞蹈、戏剧、对白、空间、影像等结合的通感舞蹈剧场依然被激烈地争论着，争论的中心不是形式本身，而是过于真实和赤裸的内容。

70年代,艺术家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oeuys）提出了“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口号，从此让艺术转向了反精英、反集权的道路。巧合也好，默契也好，同是德国人的皮娜·鲍什，无疑也带上了这份浓重的朴素知识分子气质。与她并肩的还有艺术家丽贝卡·霍恩（Rebecca Horn）、剧作家克里斯多夫·马塔勒（Christophf Marthaler）、戏剧导演弗兰克·卡斯多夫（Frank Castorf）、以及之后的艺术家杨·法布尔（Jan Fabre）、舞者梅格·斯图亚特（Meg Stuart）、服装设计师马汀·马杰拉（Matin Margiela）等。

皮娜的离去，让这个知识分子时代又失去了一个捍卫者。今天，当我们唏嘘又一个完美的谢幕时，当我们用缅怀来延续大师们的光耀时，当我们目送着波普之王灵柩的远去时，心中不禁一揪：下一个时代会是怎样的呢？